终极意义下的灵魂救赎——论毕淑敏小说创作理念

毕淑敏是当代作家中的独特存在,她以忠实于内心的写作固守着自己的文学世界。她直面死亡文化记忆,挖掘死亡背后的内涵,对可怜的个体进行质疑和否定,彰显死亡背后的美好;她超越生死形式,走向存在的现代性诉求,构建了现代意义的死亡文化,对人形而上的存在进行终极追问;作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启蒙救世的民族医生情结使她始终关注当代人的精神痼疾的诊治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执著的救赎。她救赎的精神立场对当下文坛具有意义。     

死囚财产背后的心灵救赎

一个痛失爱子，一个永诀新郎，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因一起刑事案件而命运纠结。法官在追查处分死囚遗产过程中，凶手“遗孀”与死者母亲在真相面前冰释前嫌，演绎了—段别样的人间情怀。2010年5月下旬，两个女人的拥抱令众人感动……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拯救草原鸟，那是东北汉子的另类救赎

在吉林省白城市与内蒙古交界的科尔沁草原上，生活着几十种常人叫不上名字来的草原鸟。但近年来，随着草原大自然生态遭到人为破坏等因素，如今，在这片神奇的草原上。     

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进城农民形象成因探析

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进城农民形象,这一形象的产生并非偶然,是和转型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也和作者自发的创作动机即对乡土的依恋和批判救赎意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对于分析评价这一类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的救赎

27年前,18岁的牛玉强因为和朋友一起抢了路人一顶帽子,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20年前,他被保外就医,而6年前,由于所谓超时未归,监狱警察将其带走,重新投入监狱,并且刑期被顺延。他将以流氓罪在监狱里继续服刑至2020年。然而,在1997年修正《刑法》后,＂流氓罪＂已被取消。牛玉强是否还应当为一个不存在的法条服刑,引起众多法律人士争议。     

论行刑的宗教介入

行刑的宗教介入是指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施以宗教教化,通过对其犯罪人格进行救赎和培养伦理自律以预防其再犯。行刑的宗教介入符合着刑罚的本质,调整着监狱构序,促进着罪犯的自我实现并修复着罪犯的道德判断能力,最终助推着法治文明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行刑的宗教介入通过谦卑和大爱来对罪犯进行着灵魂救赎与伦理自律的培养。行刑的宗教介入以神职人员与罪犯之间进行宗教信条的"交通"为现实体现。行刑的宗教介入所走向的是正义行刑。     

“宫心病”的自我救赎

相比于其他人群，官员对于心理疾病更加讳疾忌医。究其原因，“官心病”主要来自人际压力与工作压力。在官场法则面前，个人的挣扎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一旦对这些现象提出质疑探究，又恐会被人误读成“意志薄弱”，“思想出了问题”。许多人往往选择“隐忍不发”，“一扛了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治”，勇敢面对内心世界，培育高尚的官格，才是解决之道。     

救赎“代孕”打工妹

一位高考落榜的少女，不甘心留在农村过贫穷的生活，和同乡女孩来到城市寻梦。一心想赚大钱，过上幸福生活的她，眼见在打工过程中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同乡女孩的鼓动下。她最终选择了一条“捷径”——替富翁“代孕”生子。     

劳动还有多少价值?

在我们刊登了一篇关于环卫工人们艰辛劳动、收入微薄的文章后,一周内收到了大量读者打来的电话和寄来的信,多半都是跟那些老环卫工人们同样命运的底层劳动者,诉求也是清一色的,希望我们的记者去采访一下他们更加辛苦的劳动、更加微薄的收入。这多少有些让人吃惊,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应该不在《南风窗》的读者范畴之内。在进一步的了解中,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多半从未听说过这本杂志,这次完全是口口相传而来,因为终于还有记者肯写他们的故事。有太长时间,我们的传媒业吝啬于给这个群体一丝关注。他们没有购买力、没有消费力、更没有影响力,是被这个快速运转着的社会甩出去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