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正> 在国家追诉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刑事诉讼中,追诉机关按照何种原则起诉,不仅制约着审判机关的权限,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刑罚目的能否得到全面实现,因此,起诉政策问题受到各国普遍关注。在这方面,立法和学说上一向有法定主义和便宜主义之分,凡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追诉机关必须起诉的,称为起诉法定主义;反之,凡认为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但追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处以刑罚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的,称为起诉便宜主义。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追诉机关对于确已犯罪的嫌疑人有无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自本世纪初期,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之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得势,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目前,日本、英国、美国、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典、法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均确认     

再审中发现遗漏当事人法院应该怎么办

甲设备生产公司与乙公司在丙地签订加工承揽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在其设在丁地的分公司为乙加工三台设备，合同还约定．如果将来发生争议，原告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合同签订后，甲在其设在丁地的分公司完成了加工任务．乙公司将设备投入使用后．因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加工出来的产品大部分为次品。为解决设备质量问题以及由此而给乙公司造成的原材料损失问题，乙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问，乙公司可以向哪个法院起诉？     

债务到期未偿还 担保人同为被告

问：前年10月，王某向我借款3万元，约定期限为1年。当时我担心王某1年后不能按期还款，王某就找来李某作担保人，但是未约定保证责任的方式。现在借款期限已到，王某未能还钱。请问如果我要起诉，应该以谁为被告？     

“忠诚协议”公证是否可行

何谓“忠诚协议”？目前还没有一个专业的定义，笔者举一例说明：一对夫妻结婚时签定如下协议：“夫妻双方结婚后自愿签订此协议。夫妻双方要互相尊重，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婚外恋情况。如发现一方出现婚外恋行为，将给予另一方20万元的赔偿金，并在离婚时不得阻挠，而且放弃对孩子的抚养权和家里房产以及其他财产的全部所有权。”这便是典型的“忠诚协议”。简单地说就是指夫妻之间对双方在婚姻中负有忠诚义务的约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忠诚协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法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我国公证界对这种“忠诚协议”的态度也是非常谨慎的。目前我国大多公证机构对此类“忠诚协议”的公证申请一般是拒绝受理的。     

一份公证书稳定了一个村

唐山市丰润区由原丰润县和唐山市新区合并而成,全区共有28个乡镇,人口90万,其中农业人口70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区.几年来,丰润区公证处根据全区农业人口多、农业比重大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将辖区内的农村企业承包租赁、土山荒的承包、农业信贷、分家析产、土地流转、男到女家落户、民事赔偿协议等事项确立为公证服务的切入点,把公证工作逐步向农村延伸,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滇之锁钥的刑侦品牌——记宣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云南省宣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这支拥有57名民警的年轻队伍,自2003年以来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314起；批捕起诉犯罪嫌疑人2699人；破获命案146起,命案破案率达98．65%；抓获逃犯445名,“追逃”工作连续三年列云南省前三名,刑侦工作连续两年列曲靖市第一名,2003年以来有     

浅析“暂缓判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暂缓判决这项审判制度虽然已经在我国基层法院实践多年,但其实施的效果却并没有那么明显。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暂缓判决究竟能走多远?以及怎样建立与之配套的社区服务令制度?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主要针对暂缓判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述,结合对其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最后提出暂缓判决的实施建议。     

我国应建立公司瑕疵设立制度

目前，公司股东虚假出资等有缺陷的公司设立行为一定程度存在，而我国既没有关于公司瑕疵登记效力的有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建立公司设立无效的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各国关于公司瑕疵设立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就我国建立公司瑕疵设立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WTO《政府采购协议》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

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却并未在WTO<政府采购协议>上签字,故我们现在还不受该协议的约束.面对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并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迟早之事.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之前,必须认真研究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并借鉴和吸收该协议缔约方的成功经验,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     

刑事不起诉探析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刑事不起诉概念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作了分析,使有关的理论问题得到清理和明确,并运用抽象概括的理性分析方法,进一步阐明了不起诉的概念。笔者期望,这些分析将有助于刑事不起诉理论范畴问题的深入研究,并最终有益于中国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创新,及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