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案件证据实务剖析

行贿罪案因其固有的“无现场”、“单线联系”和涉案主体的“共利共害”等特征 ,一直是司法实务的难点。行贿犯罪对转型期中国危害的严重性 ,使其成为司法工作的重点。从实证分析的角度 ,对该类案件的证据实务进行剖析 ,将为司法实务提供指导。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5月20日。证据科学研究院的主要特色是：文理交叉、理工渗透、综合集成、研用一体。证据科学研究院的发展思路是：以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平台,以科研项目为纽带，以创新团队建设为重点，以科研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图书资料信息网络建设和加大科研投入为手段，不断提高科研学术水平和创新实力。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保全证据公证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各地公证机构所办理的保全证据公证数量越来越多，种类也日趋丰富，公证员从中积累了丰富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并使保全证据公证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公证业务发展的又一大领域，可谓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面对形形色色的公证事项，公证员们一直试图寻求一般性的规律来指导保全证据公证实践，以保证公证书的应有效力。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某些方面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先进做法,表现在刑事审判方式上,就是从以法官主导的审问制向由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制进行转变。对抗制的庭审方式更加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对实现司法公正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与对抗制庭审方式相配套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勉为其难”的责任 从刑事判决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证据责任

笔者经过对诸多刑事判决研究发现,法官以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提出证据支持辩护意见为由,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很显然,这是要求辩方对自己的辩护观点承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辩护律师对这种观点普遍持有异议,被告人也往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或申诉。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公诉案件中的证据责任问题显得极其重要。一、刑事判决书中法官要求辩方举证的几种主要情形第一种情形:辩方在反驳控方证据指出其证据存在着重大疑点相互矛盾时,法官要求辩方提出自己的新证据比如,在一起伤害案中,事发后被害人身负刀伤,指认…     

儒学新论

过去100年批判儒学,多有曲解或误解,需要重新加以评论。关于儒学的罪状,多有不当,应该予以澄清。关于古老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是否可以适应的问题,即儒学现代化的问题能否成立,本文认为不仅成立,而且已经在许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将儒学融入现代化中国的社会意识中,儒学还将在世界和平中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