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文特征判断渗透型印章类别

在印章印文检验鉴定实践中,首先面临的是判断印章类别的种属认定,此判定是进行印章印文同一认定的先决条件。原子印章和光敏印章作为实践中常见的两大类渗透型印章,仅仅通过印文形象特征来判定印章类别是否一致是困扰鉴定人员的一大难题。通过比较原子印章和光敏印章在印文图文特征、笔画露白特征、外壳边框特征、底纹特征、挤墨特征等众多细节特征方面的差异点,可以为渗透型印章的种属认定和同一认定提供帮助。     

印章防伪技术探析

印章防伪技术包括印痕防伪和印泥印油防伪,其中印泥印油防伪技术是印章防伪技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在国内印泥印油防伪只限于荧光加密防伪,已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防伪的目的。运用多色反光材料、有机物质和印泥,进行精工合成的新型防伪印泥以良好的性能保持印泥的本质不变,又能在印文中显现出不同颜色和不同大小的反光点,可以判断文件制成时间,有很好的防伪效果。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规范村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和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规范村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印章管理的通告

近年来,非法刻制印章以及利用假印章制作假证件、假文凭、假合同、假票据等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加强和规范印章管理,有效遏制和打击制贩假印章、假证件、假文凭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现就规范我市印章管理通告如下:一、印章的刻制、使用和管理,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认真执行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标准》。     

伪造公司印章罪中“伪造印章”的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公司印章的认定不宜单纯依据备案登记的形式标准,未经备案而私刻的内部印章只要具有使用效力,承载公共信用,就应属于公司印章。伪造印章既包括没有权限而制作印章的印形,也包括在纸张等物体上表示出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实印章的印影。     

伪造印章下的表见代理构造

伪造印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未置可否。立法对此的悬搁表明,伪造印章下的表见代理构造较为复杂,无法通过单一的条文进行简单而直接的规定。如果相对人判断的对象只是伪造的印章,则该行为只能定性为狭义的无权代理。如果相对人判断的对象既有伪造印章又有其他外观,在相对人对伪造印章不知情下,相对人可以独立地对其他外观进行判断,以明确行为人行为能否定性为表见代理。正是伪造印章具有复杂的表见代理结构,立法不对其做出判断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审判实务中的特殊类案裁判,有悖理论上有关容忍型表见代理的认定。此类案件的裁判,应明确此类代理的主观性,且明确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有证据证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知情未反对。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启用市人民政府新组建和更名部门印章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市人民政府新组建工作部门3个，分别为：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更名部门4个，分别更名为：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天津市戒毒管理局。     

“天价罚金案”改判背后的突破口

这是一起脚手架行业的经典案例,与“天价过路费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将“年工资2万元的打工者被法院判处100万元罚金”这一情节作为本案的突破口,让二审法院意识到一审判决的荒唐,进而对此案改判. 搭建脚手架工程引发刑案 2009年2月11日,中大公司中标安徽省亳州市住宅楼项目工程.后该公司把项目承包给了马某并签订协议,马某又把工程转包给了鲍某、付某等8人.2009年5月22日,经鞠某介绍,鲍某与上海大明公司老板袁大明签订了《钢管、扣件、套管租赁合同》,并在该合同上加盖中大公司印章.同时,鲍某以每平方米14.8元的价格与夏某签订了《架业承包协议》.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启用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印章的通知

正黔府办函[2013]147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发[2013]27号)精神,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的通知》(黔府办发[2002]38号)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印章于2013年12月8日启用。附件:启用印章(印模)     

司法实践中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描述是简单罪状,并没有就该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进行具体规定。另外,因为证件、印章与公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求学、入职、考试等皆有广泛的需求市场,这必然导致该罪的危害行为和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日趋复杂化,也增强了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度。我们应在充分分析本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从定性和定量角度界定本罪的罪与非罪,并且结合司法实务,探讨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