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制度价值论

<正>当防卫制度作为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的价值观亦通过法律规范形式转化到法律当中,正当防卫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蕴涵于其存续之时人们的价值追求中,只有通过价值考察才能被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价值是一个繁杂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可以分为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和精神意义上的价值,笔者在本文主要探讨正当防卫制度精神层面的价值。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实践样态与实现路径

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适用存在着过程与结果、整体与部分的双重反差,突出表现为:正当防卫在过程层面适用率高,在结果层面适用率低;整体处于相对合理水平,但基层司法机关采纳率更低,适用标准更严苛。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裁判者的因素,也有司法习惯的因素,还有案外考量的因素。落实正当防卫制度需要司法机关在提升司法能力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制定工作,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各司其职,担当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无限防卫权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条件、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正当防卫的限度、无限防卫权的界定问题,依然存在着争论。本文对无限防卫权的界定及适用无限防卫权问题之规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所启发。     

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同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我国新刑法正当防卫制度立法评说

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有三方面：防卫限度、成立条件,增设了无限防卫制度。新刑法关于防卫限度．关于正当防卫条件的修改是立法上的进步,修改后更显完善合理．但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的立法是权宜之计,应予修改完善。     

家庭暴力"以暴制暴"行为认定

近年来,家庭暴力受虐者的反抗行为认定成"以暴制暴"行为进而定性为刑事案件的情况层出不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受虐者"以暴制暴"类案件,实务中多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时比照一般故意杀人罪从轻处罚,但这样判决有失公正.结合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九条之规定,引入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综合考虑...     

防卫时间的认定争议及出路

正当防卫的起止时间是否设置得当,既涉及防卫人"罪与非罪"的问题,也直接决定了我国宏观的社会治理能否获得预期效果.在规范防卫时间上,应当立足于制度的设立初衷,并围绕制度参与者不同的角色与立场,为防卫人提供浅显易懂的行为指引,为裁判者的事后判断留出较大的裁量空间.     

论拐卖妇女罪中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拐卖妇女犯罪中依法规范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既是正当防卫制度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立法精神体现,同时也能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被拐妇女合法权利。在拐卖妇女犯罪中认定正当防卫行为应准确把握以下因素：非法拘禁行为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也能成为防卫对象;防卫限度的判断要考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进一步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认定防卫过当时综合考虑不法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和不法侵害的周期长度。     

正当防卫的司法误区及其解决路径

我国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规定,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行使私力救济的权利。但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基于超出法条之外的条件否定正当防卫成立的前提,出现不利于防卫行为人的类推解释。本文从立法原意出发,分析了司法实务中正当防卫适用时存在的误区,并针对这些误区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认定误区的匡正 ——兼论不法侵害与被害人过错之间的区分

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刑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维护国家、集体、个人、他人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受传统国家本位思想以及法条自身规定过于简洁等影响,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出现异化,背离其保障公民自救权利的初衷。其中,对正当防卫的前提性条件——不法侵害的误读是目前实践中正当防卫认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过分限缩不法侵害的范围、模糊被害人过错与不法侵害的界限等原因造成大量不法侵害难以被认定,从而导致防卫人行为的防卫性质被否定。只有明确界定不法侵害,才能更好地保障正当防卫制度在实践中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