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近些年,国内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校企合作这种新型方式进行了广泛且合理的运用。针对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合作模式停留在初浅层次、实习学生知识技能水平和价值取向离企业要求差距大、有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校企合作三方角色定位要准确、专业课程设置要满足企业需求、要创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双方共同构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等有效措施。     

小镇青年消费力量崛起

岁末年初,小镇青年暴发出强大的购买力。2019年“双11”期间,仅16分钟,拼多多就卖出1000辆国产车,购买者大多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京东平台新增用户近三成来自下沉市场,65英寸以上大屏电视在县镇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小镇青年,指的是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和农村,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拥有一份得体工作的青年群体。     

复杂环境下的消费提振与经济发展

消费是我国经济、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源泉。疫情危机后,提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消费券短期刺激消费,可以尽快启动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但打造国内经济循环市场,冲抵国外疫情对外贸的影响更为迫切。投资民生、保障民生,提高国民劳动收入份额,是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形成新的复杂环境下国内经济平衡的关键。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逐步建立国民对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心,可激发民众长期消费热情,助推经济增长。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社区矫正中心的功能定位与运作模式研究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国建成社区矫正中心2795个,占全国县建制数的97.8%。截至2018年底,浙江省协调落实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975万元,全省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基本完成。司法部推动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的初衷是从加强场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的。在《社区矫正法》未出台、社区矫正机构尚不明确的情势下,绝大多数司法行政机关把社区矫正中心作为一个工作平台或矫正场所。     

"堰塞湖"型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 ——以北京市崔各庄东辛店村为例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住处的疏解整治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必要手段,但实践中拆迁整治引发了"堰塞湖效应","堰塞湖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演变成"堰塞湖"型社区。对此类社区的治安管理应革新以往防范式治安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构建社区治安问题"审视→分析→反应→评估"的治安管理模式,根据"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困境,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严谨、运行有序的治安管理体系。具体可从树立"善治"和"共治"治安管理理念、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和社区治安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解决"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以维护社区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