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因果中的条件

刑法因果中的条件是促使原因行为发挥作用,从而有利于危害结果的产生和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行为中包含着结果的内在根据的,是原因;行为中未包含结果的内在根据的,就是条件。区别条件与原因的唯一标准是事物中是事含结果的内在根据。     

社会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及其界限——以业余足球中的伤害为例

社会体育中有正当的行为,其正当化的根据是社会相当性理论。由于社会体育中的伤害行为具有通常性和不可避免性,同时从历史形成的规范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理论界倾向于将社会体育中的伤害行为做正当化处理,因此社会相当性理论可以作为社会体育中的伤害行为正当化的根据。社会体育中也有明显地超出了社会相当性应该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行为。对社会体育中正当的行为需要时间、手段、目的、体育规则以及伤害结果等方面的限制,而不具有这些限制的行为因为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有刑法介入的必要而应被认定为犯罪,受到刑法的处罚。     

正当防卫制度的沉睡与激活

正当防卫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公权力难以及时介入情形下的私力救济权。刑事立法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司法实践总体呈现“谨慎出罪、量刑偏重”的倾向，这既有理念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的因素。在考察域外立法例与实务运作以及本土语境下正当防卫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树立根植于本土的公众司法观，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重新厘清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的关系，以“重行为、轻结果”的判断标准重构行为相当性判断准则，并最大可能地摆脱案外隐性因素对刑事审判的影响等途径唤醒沉睡的正当防卫制度。     

交通事故与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因果关系鉴定1例

正1案例资料1.1简要案情韩某,男,52岁。2016年8月25日7时40分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至交叉路口时与右侧来车相撞,左大腿根部撞击方向盘致伤,伤后出现左下肢疼痛,次日进行性加重入院治疗,诊断为"左下肢静脉血栓"。现委托单位委托本所就交通事故损伤与左下肢静脉血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1.2病史摘要2016年8月26日(住院病历):现病史:患者一天前,交通事故后伤及头颈部,当时意识丧失,     

从客观因果流程到刑法因果关系

条件说尽管饱受理论批判,但其仍然是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起点,没有对条件说的修正或批判就没有其他因果关系理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客观因果流程是需要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当客观因果流程被证明清楚,同时行为对结果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不为0,条件关系才能被确认。刑法因果关系的本质是规范性的事实,是在客观因果流程被确认后的一种规范选择。因果关系在刑法解释学上必须具有法定性,当条件关系被确认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通过具体因果流程创造结果的风险与典型实行行为直接创造结果的风险具有相当性时,因果关系才能在刑法解释学中被肯定。     

“官架”与“身价”

正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称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官样子"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官架子"。这话不仅切中要害,更需为官者要警醒。"官架"与"身价"虽字义不同,却有着因果关系。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的形象,引领作风建设的导向。如果扑下身子,放下"官架",在老百姓中自然就会有"身价"。相反,如果自以为是,习惯端着"官架",就会在群众心里很"掉价",自然也就没了"身价"。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编者按21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个停滞的局面,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实力结     

浅析唐代保辜制度之因果关系保辜的特点

保辜制度其基本内容是殴人致伤后,规定一定的期限,视期限届满时的伤情再定罪量刑。在现存的中国古代诸法典中,对保辜制度记载最早的当属《唐律疏议》。在《唐律疏议》中,根据保辜制度的内容和刑法功能分类,有因果关系的、处罚条件的及减刑的保辜三种。唐代保辜制度的一般功能是确定因果关系。意图阐明因果关系保辜的适用范围、保辜期限和因果关系,展现唐代因果关系保辜的特点。     

双耳鼓膜穿孔因果关系分析1例

1案例 1.1简要案情 王某，男，43岁，2014年5月3日，报警自称被他人打了左、右两记耳光。经办案单位证实案情真实，要求来本鉴定中心进行损伤程度鉴定。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认定的方法转向与价值回归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认定，虽然需要融入技术的方法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自主性和应变性，但其仍是关涉具体个体切身利益的小数据问题。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将中立的数据本身平移为数据犯罪的法益，不仅抽空了法益的本体论和目的论价值，而且以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导致数据犯罪的认定走向极端的预防性扩张。因而，数据犯罪的认定仍需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刑事法治回归，以数据本身所征表的数据信息为中心来建构法益，确保其与具体数据犯罪的法益发生直接关联；以针对数据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创设侵害法益风险（不法）的功能且现实化为不法结果为前提，限定数据犯罪因果关系的范围。藉此明确刑法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将小数据保护与大数据流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