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中的“圈地自萌”现象与治理难题

网络社群基于“圈地”的“自萌”行为让当代中国网络文化充满生机,但其间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的本质性区别也须引起注意。基于东浩纪的“数据库消费”理论,对网络社群“圈地”的社会性因素与“自萌”的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基于“萌要素数据库”的社群消费消解了现实主义宏大叙事,“需求—满足”闭环下网络社群内部达成的共识反而使全社会范围凝聚共识失去同一现实的根基。这两点都给网络文化治理带来新的难题。面对网络社群的“去政治化”消费,主流话语的“卖萌”面临两难。能否获得网络文化领导权,不仅要关注主流话语是否“破圈”,更须讨论“破圈”后的“萌化政治”在何种程度及维度上有效。仅在道德层面要求或期待个体自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须化解“圈地”的社会性因素,在根本上引导全社会以更宽容的、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化现象及其文艺作品,构建理性而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述评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年出生于法国的圣马克尔(Saint-Macaire),2000年在兰孔逝世((Langon).他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一位坐在书斋里的教授.无论在生活的经验上还是在学术文字的领域中,他都是一位勇于探险的人,既是文学教授,也是批评家、记者和作家,著述丰硕.     

我国利息税存废之争的法律思考

利息税,全称"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主要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存储人民币、外币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我国早在1950年就曾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税,此后利息税两征两停.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经济增长乏力、连续出现3年通货紧缩的形势下,我国于1999年恢复对利息税的征收.这是为了拉动内需和刺激消费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目的是通过征收利息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促进居民储蓄流向投资领域,以及调节收入分布和财富分布,缩小贫富差距.     

职务消费隐性腐败的黑洞

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消费.     

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及赡养问题探讨

<正>现实当中,夫妻离婚时有关房产与赡养等的相关纠纷与日俱增。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例,子女离婚时对父母出资款的性质有争议,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需审慎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结合证据材料进行审判。此类案件,需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述,并结合呈现的证据及证明责任以及相关理论予以判断。此外,如有被赡养人需要赡养,夫妻离婚时应本着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及依社会通常观念妥善处理,其中有争议的一点是赡养人的配偶是否亦对被赡养人承担义务。综合几个实务案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笔者做些探讨。     

个人承包经营企业期间对外转移债权的限制

企业股东们委托给个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固定金额承包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应是合法事项。个人在承包经营期内将企业的对外债权转让给自己或者利害关系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格审查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基础事实或者合法事由,以避免个人借机非法侵害企业及其他合同关联人的合法权益。     

移动电信服务合同的规范模式及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合同,移动电信服务合同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归结为技术原因、管理原因以及权利维护成本等多方面。电信服务合同的法律规范包括合同法和电信法两种,我国应当确立以电信法规范为主、以合同法规范为辅的模式。要想在根本上平衡电信服务业中当事人之间的均衡地位,应当成立独立高效的电信服务监管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强化媒体监督,注重纠纷处理的前置性审监模式。     

重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确有必要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理论议题,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而我国传统的客观标准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作一探讨,同时对我国的原有标准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新观点.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释放新兴消费潜力,助推疫后经济复苏

导读: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呈现积极向好态势。如何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失,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兴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正成为助力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