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官法》背景下湖南省法官健康权保障实证研究

新《法官法》出台以后,湖南地区针对法官职业保障问题实施了诸如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当前法官健康权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多数一线法官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压力过大且没有疏解渠道。此外,因其职业特殊性,法官的人身安全还面临着较大的威胁。法官健康权事关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法官健康权也是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湖南地区应采取扩充法官职业队伍、建立法官心理健康服务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实现对法官健康权全方位的保障。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民族团结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高其才教授

高其才,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于武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渔港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实施村庄再生计划

目前的"空心村"并非都是未来的"空心村",并非没有发展前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这些村庄有可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研统计分析,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本市部分村庄人口出现收缩,在一些山区乡村,有条件的家庭举家迁入城镇,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     

打通双循环“堵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

重庆如何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走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围绕相关问题,日前,CQDK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詹懿。CQDK全媒体:您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詹懿: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力发展外贸等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灾害治理：组织、制度与过程研究综述

从"灾害管理"到"灾害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一种全新理念的转变。我国灾害治理经历了绅商被动、政府管控、国际合作、多元参与等四个阶段,灾害治理组织主要有维持型、功能拓展型、结构扩张型、突生型等四种制度化类型。就"体制转型"而言,存在"应急集权"纵向与"多元协同"横向体制合作困境;就"应急机制"而言,存在"常态"与"非常态"机制并存研究不足问题;就"法制建设"而言,一般是事后补救性改革,缺乏事先前瞻性与预防性建设。虽然社会脆弱性、社会韧性、社会建构主义等常态理论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非常态理论研究进展有限。由于各国政治取向、资金投入偏向以及追求短平快的政策导向,基础研究很难开展,未来需要通过开辟"新方向—新领域"、从单一迈向跨学科、由单一转向全生命周期、突破"应急—社会"困境、在"常态—非常态"找到平衡以推进基础理论研究。政府与社会各界都需要重视灾害治理,哪怕只是简单了解也非常有帮助,也能有效减少与避免灾害发生。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     

顺应国际趋势 建设海南方言博物馆和国际方言研究中心 以方言事业带动方言产业

尊重方言,就是尊重地方文化。文化是自贸港的灵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千万不能失去海南文化特色,否则海南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无限魅力就会渐渐失去迷人的光芒。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