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区生活更美好--关于河南省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现有的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作用日益凸显,但其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寻求解决途径。河南省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现状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与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职能弱化。     

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执法的特点与对策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期间行政执法工作任务艰巨、成绩突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对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疫情防控期间的行政执法与常态下的行政执法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刑法微课的设计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日益凸显。微课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作为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型在线视频网络课程已成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标配”。目前,刑法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阶段,教学方式单一,教与学的效率都不尽人意。微课具有学习方便、知识点集中、短时长、可视化等特点,对于克服当下刑法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刑法微课实效的充分发挥源于对微课的正确认识、科学设计及合理应用。     

《公共行政评论》稿件体例

《公共行政评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PA)采用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致力于为国内外所有有志于公共管理研究的人士构建平等的交流平台,营造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现不拘作者专业、身份与地域,以聚焦公共管理领域为征稿标准,以学术品质为用稿标准,向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热忱征集言之有物、论之有据、符合学术规范、遵守学术道德的论文、理论综述、书评、评论和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云南新院士郝小江 探索植物化学研究新路径

郝小江在大自然中,植物会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发生变化。上亿年的优胜劣汰,让不适应环境变化的植物或消失或产生新的变化。如何科学解读植物在防御天敌和适应环境时自身所合成的产物?怎样才能持续地利用好植物资源?"解析植物的化学语言"成了郝小江终其一生的追求。40余年来,郝小江率领科研团队从植物中获取新天然产物1400余个;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分子骨架独特、结构复杂的虎皮楠生物碱研究;发现抗肿瘤、抗病毒、神经保护等活性成分35类,为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病毒感染等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新策略。     

论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方法、视角与维度

赋值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赋值研究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从分析视角来看,表现为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形态和人工智能体对国家治理的多重赋值和多源性影响作用。从分析维度来讲,表现为人工智能从赋益、赋义、赋能、赋权、赋则和赋责等多维度影响作用或赋值国家治理,甚至推动国家治理从"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的形式赋值质变为"人机智能治理"的实质赋值。选择"赋值"术语工具、赋值理论和赋值分析方法,以分析研究人工智能影响作用国家治理,将有助于探明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而推动智能政治学以及国家智能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的历程、主题与新时代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大致经历了觉醒期、引介期、探索期、发展期和完善期五大历史阶段。40年来,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围绕基础理论、教育与国家、教育与民主、教育与公正、教育与权利、教育与权力和教育与国际关系等主题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当前我国教育政治学亦面临着理论不足、视角不全、方法单一和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迫切需要教育政治学做出全新的理论回应,通过基础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强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对涉及人权问题的投资纠纷的审理

国际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在仲裁中提出人权方面诉求的情况在最近十几年里缓慢地增加了,仲裁庭只有在仲裁管辖条款能够覆盖人权问题,并且当事人所选择的适用法能够为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的情况下,才能就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纠纷做出裁决。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不适宜作为审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的理想场所。我国应该支持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主要通过东道国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