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公法化问题研究

私法公法化是传统的公、私二元法律分类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公、私法之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私法公法化的产生有其深层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反映在具体的法律制度领域则体现了财产所有权保护从绝对到相对,契约制度从强调自由到追求正义,责任归责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共利益对私权限制的法律规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和宪政建设进程中,如何保证行政应急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又能公正合理的最少限制私权之行使,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突发公共事件中难以回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和理论命题。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是当然逻辑,其并不能成为限制、克减私权的必然理由,而是有其适用的边界和条件。必须对公共利益限制私权进行再限制,以实现公共利益保障私权的终极目的。     

论宪法私权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书,然而,由于宪法诉讼制度在我国的缺位,导致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公民权利的最终救济这一作用。鉴于宪法的法律性、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我国法治建设的需求,宪法私权诉讼制度亟待建立。本文论述了宪法私权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并提出几点建议。     

知识产权私权社会化的立法价值取向

在竞争全球化的情势下,知识产权源于罗马法的私权属性如何在现代知识产权国家战略中得以合理应用,成为我国传统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需求。知识产权社会化的立法价值取向,是合理原则指导下利益平衡的结果,体现为兼顾效益的立法宗旨、受到社会利益限制的立法内容,以及战略化的立法趋势。实践中,知识产权私权社会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知识产权私权属性在现代竞争中的合理应用,对欠发达国家居多的传统产业尤其应当予以知识产权保护,以期实现全球化的利益平衡。     

权利冲突的解决——由一则案例引发的对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的思考

权利必然以利益为前提,当法律规定的权利边界具有模糊性的情形下,为了减少和消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社会利益冲突,在进行利益的权衡和价值的选择时,应努力使法律所确认的个人权利的内容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相一致。     

论私权体系的立体层次性——以隐私权的私法保护为基点

私权的体系划分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私权体系以罗马法之原权一救济权（原权一诉权）为基础，融入请求权制度，最后形成新的私权立体层次性，即私权由原权、辅助性请求权与救济权所组成。本文以这种私权体系为法理基础，为隐私权的保护与完善提出制度上的建议：首先将隐私权规定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之中，确立隐私权为原权；其次确认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性，使得隐私权的保护，不再以诉讼为中心，而是以人格权请求权为媒介，形成私权体系内的自我保护。     

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立法探讨——以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相互关系为视角

知识产权系私权，给予其专有权保护具有合理性；知识产权“外部性”问题的存在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得以理性设计。知识产权易滥用性导致反垄断法对其规制的必要性。《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过于抽象、原则，不足以胜任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之责。我国应借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做法，另行制订专门的、确定性比较高的行政指南或规章。明确界定知识产权许可中的白色、黑色及灰色条款的范围。     

以权利制约权力: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基本思路

本文指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既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难题。纳税人诉讼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创新。作为一种对行政权运行参与和监督的民众诉求而产生的现代公民权利,纳税人诉讼具有毋容置疑的法理正义和宪政意义。我国有必要借鉴这一制度,以利于加强对行政权行使的司法监督,建设法治政府。     

行政强制法：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行政强制，虽然只是一个和行政机关有关的词，但事实上它对每一个公民而言都极为重要：城管执法、工商执法、征地、拆迁、公安盘问、传染病防治检查等等，都让人们对行政强制有着或深或浅的认识。因此，《行政强制法》草案的第三次审议毫无悬念地引起了万众瞩目。     

矿产资源立法的私权化进路分析

整体看来，我国的矿产资源法体系是一个包括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规范的复合体，透射出的主要是公法色彩，无法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为此，矿产资源立法中的私权化和矿权的市场化进路不失为求解之道。如果能走得更远，则制定系统的《矿权法》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