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

日本岸田内阁通过发布“安保三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作出大幅调整，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武路线，尤其是引入“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其“专守防卫”等战后军事约束进一步名存实亡，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出现动摇。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突出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指向，强化与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捆绑，凸显“冷战回归”色彩，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施行“安保三文件”、落实强军举措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在其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本质上属“以攻为守”之举，根本诉求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影响力，未来日本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防卫内在制度及其外在化

近年来，正当防卫问题超出我国法学家特别是刑法学家的视界，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实务界与学术界对它的看法也有歧义，特别是针对防卫热点案件的讨论，更是热烈且尖锐。跳出法定概念正当防卫本身，换个视角观察，则防卫是人们立基于好利恶害之人性的内在需要，防卫行为是此种内在需要的行为表达。置诸制度，防卫是主体对自我的习惯权利，同时也是主体对社会的伦理义务，这构成防卫作为内在制度的基本规范结构。而防卫的内在制度只有外在化、正式化，才能收到更好的正当效果和有力保障。     

主观违法要素的论争及体系定位

针对“违法性的判断对象能否包括主观要素”这一问题，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即主观违法要素全面否定论、例外肯定论和全面肯定论。全面否定论和例外肯定论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不能很好地完成违法性认定的任务。全面肯定论符合违法性的内涵和功能，其不仅可以避免将没有预见可能性的情形宣布为违法，而且有利于违法性的准确认定。违法在于确定行为人做了什么事，责任在于确定是否可以对行为人所做之事予以谴责。违法事实在责任阶段都具有对应的责难性，既无必要也不应该单独地将主观内在的违法事实作为责任要素。单纯责任故意、过失说和双重故意、过失说对故意、过失的体系性安排均不合理，在全面赞成主观违法要素的前提下，单纯不法故意、过失说应得到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