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侦查中的留置

作为一项于刑事侦查中应用普遍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留置手段一直被排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视野之外。这一现象的存在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系统内部缺陷及相关外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配置问题。     

犯罪心理测试程序规范化研究--刑事诉讼的角度

犯罪心理测试作为科技发展的一项成果,在许多国家刑事诉讼中已经得到运用,也显示了其作用.我国自引进这项技术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理论上仍存在着较大争议.我国目前并无对犯罪心理测试的明确法律规范,也就使得其实施虽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但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程序规范.这是与程序法治所格格不入的,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其应用程序进行规范.     

试论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几个问题

按照目前我国的反腐体制,党员、公务员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达到犯罪程度的移交司法机关办理。由于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性质不同,这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刑事证据。言词证据的转化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审查的方法,实物证据的转化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秘密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实行例外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调查陷阱和私人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呈逐步加快趋势。从2002年至今,每年拥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约1亿人。随之而来,中国出现了一个游离于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因素,农民工权益被损害现象十分突出,此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使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信息犯罪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由于我国侦查技术的局限和法律规定的滞后，信息犯罪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制约。本文就研究信息犯罪的必要性、信息犯罪的防范应该主要依靠法律，还是依靠技术手段以及刑法在防治信息犯罪中的作用、相关立法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型环境伦理观对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与生态建设的矛盾已经日益呈现。本文拟通过对新型环境伦理观的介绍,并在分析我国现行环境立法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寻求这种伦理观与生态环境立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完善环境立法体系,保护生态环境有所裨益。     

刑事责任能力规定辨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宜降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应负刑事责任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规定无存在必要;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应坚持“必减”原则;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要具体化;聋哑人和盲人犯罪的规定应当删除。     

我国犯罪预备立法与法治的矛盾及批评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宏伟目标的确立,我国刑事立法上的那种不作区分,原则处罚犯罪预备的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且与法治理念中的法律至上,人权保障,司法公正原则相冲突。预备行为是否入罪,不仅仅是制度设计问题,深藏在其后面的是对法律价值的认识问题。重新建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使其与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相适应,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监听问题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另方面它也容易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对监听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监听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但我国法律对监听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监听立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