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加强对支票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支票违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处罚是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责。但是实践中存在掌握违法信息难,取证难,罚款收缴难等问题。应通过建立开发空头支票监测系统,设立处罚种类,加强与司法部门合作等途径来加强管理。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浅议刑事责任的本质

对刑事责任的本质进行阐述的学说,西方刑法理论界主要有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等三种学说,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刑事法律关系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说、最高层次否定价值判断与最严厉的惩罚性义务统一说、伦理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说、国家评价与个人负担说等几种。由于学者们研究的方法、角度和立场各不相同,从整体而言,这些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缺陷,刑事责任的本质应是社会危害性。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论社会文化对犯罪界定的影响

犯罪虽然由法律所界定，但刑法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受到社会化的深刻制约，犯罪的范围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就不尽不致。立于社会化的视界，透视各种化现象和犯罪界定的联系，不难发现犯罪界定受到法化传统，社会哲学，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化因素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对犯罪的理解应当植根于化之中，了解并把握立干背后制约犯罪划定的社会化机理。     

试论我国刑事申诉复查程序之建构

申诉复查程序是申诉再审程序启动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以致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弊端突显,文章指出应建立我国的申诉复查程序,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谈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秩序等价值理念。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执法人员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犯罪情报分析研究基本原理与方法探析

犯罪情报的的分析研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总原则的前提下 ,在分析研究的基本原理指导下 ,应用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知识认知活动和知识创造活动 ,是分析研究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相互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情报分析研究原理与方法主要有因果关系原理及其分析方法、相似原理及其分析方法、相关原理及其分析方法、创新原理及其分析方法。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论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原则

刑事工作和对刑事案件开展的新闻报道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为了建立两者的和谐良性互动,应从价值、真实标准、控制力量、信息、程序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在以马列主义等科学哲理和依法治国目标等为主要内容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新闻工作应避免与前者消极的冲突,寻找共赢的互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选择案件进行报道,遵守合法、平衡和全程、无罪推定、追求客观真实,尊重法律真实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