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现代化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的层面对法制现代化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与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法制现代化基本内涵的认识和对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把握。人的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核心与逻辑起点。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制现代化的心理基础。自由、平等、正义是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资本逻辑演绎下的青少年社会化

当今资本逻辑广泛渗透于社会,有必要从资本逻辑视角考察青少年社会化的重大课题：社会适应问题、角色转化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对青少年社会化的组织环境：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探讨青少年社会化中资本逻辑的影响,便于我们进一步探索青少年社会化的有效路径的选择。     

我国平台经济监管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

理解我国平台经济监管政策和分析未来发展趋势，需要把握其内在的理论逻辑。研究认为，与 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平台经济的独特性使得原有监管制度面临巨大挑战，这是平台经济监管的经济逻辑。我国 进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阶段，完善平台经济监管也 有其制度逻辑。近年来我国在平台经济监管理念和政策措施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监管中也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向未来看，我国平台经济监管呈现出全链条化、法治化和常态化、多元主体协同、多种 技术手段支撑等发展趋势，加强以信用为基础的间接监管将成为我国构建长效化平台经济监管体系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逻辑——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观的传承和创新具有严密的发展逻辑：在发生学意义上，体现了必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既有渊源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也存在新时代新境遇的客观需求；在历史流变角度上，体现了阶段性和整体性的统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则展现出发展的整体性；在演化特征角度上，体现了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不仅承接“老祖宗”的“根”之脉络．还伴随时代课题的嬗变不断吐故纳新，创造性地吸纳合乎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文化自觉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自觉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以解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内在的执政文化自觉的逻辑结构:邓小平理论实现了执政文化形态自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执政文化主体自觉,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执政文化内涵自觉。     

对农传播中的农民权益问题:基于受众本位论的分析

我国对农传播中农村居民的受众角色与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从受众本位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的受众角色获得及受众权利保障既具有可能性又具有必要性。在目前我国对农传播中农村居民受众角色缺席的背后,实际上是媒体责任和政府义务的双重缺位。承认且保障农村居民受众权利,本质上是对其公民权和公共物品选择权的尊重。实行多元治理与商业逻辑的协商与共谋,是确立农村居民受众地位和提高对农传播效果的必然之路。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行动逻辑研究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行处置的传统逻辑是对信息进行严格控制、占领道德高地而忽视决策的形成,在规避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一味追求政治稳定。这是基于一定的理论预设:民族摩擦、矛盾等同于民族冲突;事件发生影响政治稳定;政府权威不容质疑;处置行动需要集中统一领导。为恰当处置此类事件,处置部门必须正确区分矛盾性质,认识到民族矛盾与摩擦是最终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过渡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多元治理,并建立分权式的扁平化应急处置模式。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从程序法、证据学以及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错案防止问题是必要的,但实体法也应该为减少错案贡献自身力量。合理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司法规律、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以刑法为切入点,要防止错案,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指导下,形成客观优先、分层次判断、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及相应的司法逻辑。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刑事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改造,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将传统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还原为客观判断,并建构判断主观要素的"客观标准",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蕴含在新的理论构造背后的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对于合理的司法逻辑的形成必定会发挥积极影响。     

证明,当真没有标准吗?——也谈证明标准兼与张卫平老师商榷

证明标准本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在具体分类中,标准一方面可能因主体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会影响证明标准,但这些反映在证明标准具体内容上的不确定并不能否定标准的存在价值,反而更加证明其存在的客观性。证明标准的构建并非在于明确的可操作性,而是在宏观上和理论上建立一种在诉讼中认定事实的理性主义,其实际意义在于给法官提供这样的底气和自信,那就是特定类型的裁判应该坚持对应的主观确信程度。     

公共政策学的建构逻辑与发展路径:向第三分水岭进军——兼评《公共政策》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公共政策》深刻批评了传统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发现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实践的需求与多元学科知识的支撑,可以通过建构模型来认识政策真实世界,通过本土化研究拓展政策生命力,从而着力倡导建构“以问题为中心”型的学科理论范式,为公共政策学向第三分水岭进军提供了理论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