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的前提条件。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在外交工作中,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切实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努力发展与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稳定;妥善处理敏感涉外事件,避免引发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跨国犯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积极探索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的实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在55年长期的革命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和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党的自身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及时总结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上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实践加以改革、创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冷战后中国—东盟关系的英国学派分析

本文首先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详细分析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关系,并用此分析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之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社会,主要依据有:两者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的机制化程度不高。所以,要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做到:加强中国与东盟的跨文化交流,真正发挥双边国际制度的作用。     

试析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很快,两国双边贸易和中国对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顺利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尤其是中国一些商品对印尼的冲击引起印尼部分企业界的不满。本文拟对两国经贸关系存在问题,尤其是印尼纺织服装业受中国产品的冲击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以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说

从“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不仅是史学话语的一次系统转换，也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系列创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长期以来已经被定型化的命题在“现代化范式”中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各种势力阻碍中华民族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可以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逻辑矛盾与理论混乱，而且有助于认清中国近现史研究中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

蒙古国计划经济时期与转型时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较高,但计划经济时期对外贸易依存度保护相对稳定,转型时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中国已经成为蒙古国最为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双边进出口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存在不断提高的趋势,波动性较强,面临不平衡性和波动性双重风险;通过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定可以稳定双边贸易关系并控制贸易风险。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导致台海危机的根本动因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始终是将台湾视为不享有主权国家之名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美国为了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不遗余力地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和制造“双重承认”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纵容,台湾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已经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其“台独”的反动嘴脸昭然若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贫困问题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印贫困的现状、外在表征和内在成因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揭示出中印贫困现象背后深层次的运行机理,进而为两国政府探索消除贫困、制定切实可行的因应对策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