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立法程序生成的伦理机理

立法程序是一种宪法性法律程序,因而,对其生成机理的探讨,必须立基民主宪政的大背景,在正当法律程序如何生成的视域中进行。在对当今流行的四种程序正义论模式进行学理检讨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理一致论"是正当法律程序的最佳分析工具。真理一致论中的立法程序,既要求形成合意基础上的主体间性,即有着不同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公民作相互的交流、表达、妥协,以及基于此上而形成的一致性意见;又要求形成主客体间的相互吻合性,即用以指导立法者运作立法权的建基于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法律所欲表达和实现的具体价值目标,都必须符合客观的社会和法的历史与逻辑发展规律。事实上,依托于这一伦理机理而生成的正当立法程序,其与人类生活目的及价值的实现具有直接的内在一致性。     

质询权性质的辨析

就质询的本质而言，质询权的性质既不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也不是人大的集体性宪法权力，而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力。质询权作为人大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力，具有不可放弃性、有限性、法定性和强制性。准确界定质询权的性质，有助于确保质询权的运行规范、有序、高效，加强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农民流动分化与保持农民工党员先进性

农民流动分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内在要求。农民流动分化使农村党员的社会职业、身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农民工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出现了“去向难把握、活动难开展、管理难落实、党费难收缴、作用难发挥”等问题。加强和改进农民工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保持农民工流动党员先进性，必须要在创新激励机制、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创新党内管理制度等方面下工夫。     

论中国青年志愿服务精神的内涵

深入理解青年志愿精神的内涵既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也是社会现实的紧迫需要。自愿、无偿是青年志愿精神最基本的内在品质；服务社会、关爱他人是青年志愿服务精神的根本宗旨；发展、进步是青年志愿事业的生存主题，是青年志愿精神的理想意愿；奉献、共赢是青年志愿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高尚、崇高是中国青年志愿服务精神的恒久风貌。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规权之路

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是指这种自主权在法律上公、私属性的界定。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体制改革使我国高校走向"法人化"成为现实,我国高校客观上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设置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承载着复杂的"法律内象"。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是研究一切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应包括公共服务的宗旨性、服务职能的法治性、公共服务的确定性、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服务主体的全员性、服务权责的一致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无私性、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服务义利的对等性和公共服务的效率性十个方面。     

关于“裸聊”的法理分析

"裸聊"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文章着重从法理的角度对其概念及特征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其性质从公法和私法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就"裸聊"与其衍生的犯罪以及善良风俗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工业1.0到4.0演进视角下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属性分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通过资本原始积累不断将劳动者从手工业工场和土地中赶到机器大工厂,产生了大量无产阶级工人。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信息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工人又不断被机器所替代,被迫离开工厂。随着工业1.0向工业4.0的演进,企业的生产模式以及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属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的生产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知识经济人工智能”四个时期的发展,而劳动者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大致经历了“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去无产阶级化”四个阶段。工业4.0时代劳动者“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暗合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演进逻辑,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建立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切入点

民主党派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进思想认同、强化角色定位、弘扬优良传统的必然选择。民主党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由我国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民主党派的性质定位以及时代发展的要求共同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参政为民、协商为本、合作共赢、发展进步四个方面。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处理好自成体系与换位思考、应然与实然、局部与整体、共性与个性四对关系。     

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类研发、制造、使用和管理的智能产品,不是犯罪主体或刑事责任主体。在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其生产者、使用者和其他人员难以按照我国现有刑法的罪名定罪处罚。除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有专门的规定,驾驶位人员不接管汽车或接管后无力改变交通事故结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管理过失犯罪。驾驶位人员的注意义务是阻止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下发生交通事故,其注意义务不应过高。允许的风险、紧急避险理论不能为自动驾驶汽车紧急路况处理算法的生产与应用提供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生产者遵守算法安全标准仅可以使生产行为合法化。鉴于现行刑法不适应自动驾驶汽车应用的特性,我国应当建立以生产者全程负责为中心的新刑事责任体系,使之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和应用两个阶段承担安全管理责任,生产者拒不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