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理论反思——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分析焦点

在刑事程序领域,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诠释,不仅凸显着程序正义理念与程序规则的独立性价值,而且为我国构建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规制、预防机制提供着重要的理论依托。但经由反思与检讨,程序性制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自恰性欠佳与前瞻性不足等缺陷,而且针对那些隐性的、消极性的、随意性的、非致力于起诉或审判的程序违法侵权行为,也表现出治理效果欠佳的实践局限。重估程序性制裁之价值、肯认程序性制裁之局限,目的是为了我国未来构建一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综合治理机制。     

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启示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内核。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里,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不一,但是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是不可替代的。法律行为去除其私法自治的内核之后,存在一些国家管制的因素,但是,国家管制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充分实现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应当体现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当中,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应当设置总则编,并在其中规定法律行为制度;二是应当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回归法律行为的传统;三是应当扬弃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及效力瑕疵的规定。     

教师收受“红包”应当入罪处罚

近年来,学校教师收受学生＂红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所产生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和严重,社会民众,尤其是学生家长对之十分反感但又感到异常的无奈。教师收受＂红包＂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刑法）并未做出规定,但并不表明不应当和不会做出反应。     

俄罗斯联邦刑法学界热点问题述评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至今走过了十年的历程,由于俄罗斯正处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和经济制度变化巨大,导致刑法典修改和补充频繁,争议很多。鉴于中俄两国刑法特殊的历史渊源,从宏观的视角对俄罗斯刑法典及其未来发展加以批判性审视,去芜存菁,将对我国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产生重要的积极意义。     

会计网络化管理问题探析

会计网络化是会计工作的发展方向,它涉及到单位内、外部诸多方面和因素,是一项系统工程。现行的会计法规和管理制度因制定时间较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其发展变化,凸显出滞后性。本文主要从如何建立健全包括会计网络化岗位责任制、会计网络化操作管理制度、会计网络化系统管理制度、网络化会计数据管理制度、网络化会计档案管理制度等在内的会计网络化管理制度方面加以探讨,以促进会计网络化工作的健康发展。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机动车车体潜在标识符的检验

机动车的发动机和车架等商品序列号是其原始标识符，一般是通过对金属表面冲压的方式形成的，是表明商品唯一性的代码。对已损毁的机动车车体原始标识符的检验鉴定，是侦破机动车盗抢案件的关键性技术环节。了解并掌握损毁、篡改机动车车体标识符的常用方法，改进并优化对潜在标识符的显现技术，进而提高此类案件的侦破率，是刑事技术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     

民法的理念与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民法的理念是民法典的灵魂,一部好的民法典,必须深蕴着完美的民法理念,而完美的民法理念及运行又建立在适合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但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礼治社会”、“乡土社会”的特点,以及建国后形成的社会主体一元化、权利结构国家化、社会关系身份化的社会结构特征,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制度建设。因此,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与观念进行再造与更新,应逐步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至少要同这种社会基础再造与观念更新同步进行。     

从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角度看民法典编纂的必要性

通过对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现象入手,分析了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通常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性的区别,揭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所独有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现象,从而提出民法典编纂在中国是一个机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内在必要性的问题。     

制度构建视野下的虚拟财产

代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虚拟财产,但虚拟财产更需要法律的保护。我们要综合运用虚拟性、排他性、永久性与交易性等来研判虚拟财产。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中关于财产归属的约定是无效的,虚拟财产应该属于用户而非运营商。通过扩大解释或修正现有法律是调整虚拟财产的理想之选。虚拟财产具有多样性,其法律制度的构建要以物权法为核心;同时,知识产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也要做相应修正以满足调整虚拟财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