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执政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价值正义性的一种承认,同时构成了对公共机构及其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话语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审视自身执政行为,彰显了高度的自信。对执政党主体地位和自身条件合法性的考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的前置性工作;而通过将"合法性指数"概念和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引入并运用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则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中共执政行为的政治价值指向提供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模式,为执政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反思性向度,这是助力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法治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拓展。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论党的纯洁性建设——兼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保持党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追求，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这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下，党的纯洁性面临诸多挑战诸如权力腐败、党员干部的“双面人”问题、行为越轨以及信仰失落等情况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创新是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根本法宝，其中理论创新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根本，加强监督是关键。     

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延续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党建总格局,要求把制度建设贯穿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建设在党建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必须探索制度建设科学化的有效实现形式,新时期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加强程序性法规建设,顺应信息化的潮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视野下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创新路径

基于生态文明视野的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目前尚存在诸多不适应，尤其在党建工作意识、基层组织动力、党员教育管理、党内民主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亟待加强。生态文明视野下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创新路径，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历史责任来担当，从提高使命意识，创新发展理念着手，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教育管理，激发内生动力；创新实践载体，促进成果转化。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

乡风文明建设,不仅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还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农村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这不仅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带来了诸多机遇,还使其面临农村集体经济式微、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减弱、农村文化发展失魂、部分农民不良陋习与"等靠要"贫困心理滋生等现实挑战。有鉴于此,巩固、扩大乡风文明建设已有成果,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抓手、以获取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为突破点、以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移风易俗实践活动为主要治理手段、把消除贫困农民精神贫困作为重要内容,积极探索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Fertile soil: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success of Green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marked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Green party electoral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uses a unique aggregate dataset of 347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rom 32 countries over the course of 45 years to test competing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s of Green party succes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voter demand, institutions and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all affect the Green vote. Green parties do well in societies with post-materialist conflicts caused by high levels of wealth or the presence of a tangible environmental dispute. The article also shows that regional decentralisation helps Green parties, but electoral system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ir vote share. Most importantly,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impact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on Green electoral strength is dependent on the age of the Green party. While mainstream parties can undermine young Green parties by adopting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this effect is reversed once the Greens have survived a number of elections. Thus ‘accommodative’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ies eventually boost the Green vote by increasing the salience of the key Green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