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理分析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但该法改变了治安处罚决定由公安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势必影响行政行为的权威性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且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还显不够,没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     

浅谈铁路大型客站的立体防控

由于铁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特殊的地位,形成了我国“火车站多是该城市最繁华地段”这一特殊的格局,也形成了全国各地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治安较为复杂的治安局面。过去株洲站治安突出问题主要有:(一)劳务性扛包进出站;(二)抢夺、抢劫;(三)站台扒窃;(四)违法拉客、捡拾乞讨;(五)盗窃铁路运输物资。对此,株洲站采取了查、堵、防、打、建等一系列立体防控措施,改变了辖区治安面貌。     

试论娱乐服务场所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机制建设——以沐浴行业治安管理为例

入世以后,我国娱乐服务场所在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便群众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场所自管意识不强、治安主体关系模糊等原因,导致场所管理秩序混乱,持续发展乏力。以沐浴行业为个案,分析沐浴行业公安机关治安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新机制。     

论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

对法院原审裁判和案卷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这是有其法理学基础的,也是解决目前抗诉审查中各种难题的最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其具体体现为:以书面审查原审裁判和案卷为基础,审查依案卷中的材料可否得出裁判的结论,并以此决定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审查,决定是否自行调查,最终决定是否抗诉。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卷权,以保证抗诉监督目的的实现。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人三忧:一忧含义不明,难以执行;二忧制度运行,变形变质;三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鉴于引咎辞职赖以生成的条件短时期内在我国难以具备,与其去打造一件作用有限的监督武器,不如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促进民主进程的正道和捷径.故建议在修改《公务员法》时,删除引咎辞职条款,使其回归道义责任之本位.     

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     

西部发展中城市治安形势与治安工作探析

城市社会治安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必须更新治安管理理念,调整治安管理模式。强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树立服务为先的治安管理新理念;建立城市社会治安联动机制;提高社会自我防范能力。     

民法的法典化

法典编纂是法律文化和法学的最高贡献。法典编纂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在德国民法典产生至今的百余年中 ,它都因价值观和秩序观的变化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在民法典的许多领域中体现出来。立法机关和法院对法律制度的继续发展使民法典具有了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关于治安拘留与罚款执行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治安拘留与罚款是治安管理处罚中经常适用的两种处罚方式,如何执行该两种处罚,已成为当前公安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确保拘留与罚款的执行,应当深刻理会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充分考虑被处罚对象的实际情况,尊重和保护被处罚对象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对有关法律、规章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