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与儒学人性论

在对先秦儒学的传统研究中,人性说的发展脉络即为: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至战国中期孟子提出性善说,战国后期荀子提出的性恶说。在获得郭店楚简这一重要史料后,我们可以解决众多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弥补理论研究中由于缺乏史料基础而产生的缺陷。本文主要讨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人性说,填补孔子与孟、荀人性说之间的空白,发掘战国时期的主流人性论思想及其在整个关于人性说的儒学思想史中的地位。     

社会风险防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基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考察

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从建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入手。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风险有若干思考,认为经济风险可以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商人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列宁对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错过政治契机会埋下政治隐患,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风险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风险进行了解读,指出落后腐朽思想会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文化风险来自封建思想残余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精神,还要建立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机制。     

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史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于中国改革开放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深刻回答了当时人们最感困惑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理论价值;就思维方式而言,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定势,反映了典型的现代思维特征。     

南书房

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先生国内第一手材料、历史大家的独特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解放后的继续革命洪流中被遗忘或者被拒绝记忆的角落。     

关于儒家血亲情理学术争鸣的反思

从最近十余年来围绕儒家血亲情理精神展开的学术争鸣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更深层面的伦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了维系"慈孝友悌"的血缘亲情,不惜违背孔子自己原创性地确立起来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突破正义底线而从事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呢?通过解开这一难题克服孝仁之间的深度悖论,对于儒家来说具有思想维度上的重大理论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域下儒学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位、诠释和发展儒学,进而理顺其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参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接受现代政治价值的规训。儒学在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依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建设性功能和批判性功能。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努力实现理论转型,是儒学助力中国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要立足社会政治实践,积极拥抱现代政治观念,杜绝不假思索地回归传统的激进理念和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要求。任何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潮,实质上都是反映着一种异质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消解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立场。坚持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包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刻的剖析、评价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错误思潮。     

论《野叟曝言》的儒学经权思想及其文学功能

经权思想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理论之一,颇为历代思想家关注,但文学文本中的经权思想则鲜有前哲和时贤留意。清代夏敬渠的长篇白话小说《野叟曝言》蕴含的经权思想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忠孝观念、男女关系和易容幻术等诸多方面。经权思想对小说起到双重干预作用,既在叙事中起到一定的心理调节和道德冲突化解作用,同时也消弱了小说的艺术性和情感特征。通过分析,可以管窥民间文化对儒学传统观念的接受、过滤以及变形,对儒学研究和民间文化心理研究不无裨益。     

儒学思想与当前幸福观的构建

市场化和现代化不断在全球渗透、扩张，工具理性主义、世俗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严重挤压着幸福生活的空间。我国幸福度的提升遭遇了很多隐忧，越来越陷于物化和利益私我化泥潭的民众，享受着几何级数递增的丰硕物质财富，幸福感却没有随之增加。挖掘和坚守儒学幸福思想，有利于构建一种超越物欲、物役、“GDP崇拜”的当前幸福观，形成和谐社会的价值共识理念。引领人们实现更美好、更尊严的可持续性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