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党建引领企业社区发展治理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市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建设为例

在产业功能区、产业生态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社区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企业社区就其本质而言,是产业功能集聚发展形成的“人、城、境、业”融合互动的组织形态,既具有微观社会生活的共同表达,又承载着服务产业发展、彰显业态文化的时空内容。成都市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在党建引领企业社区发展治理方面先行先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新时代党建引领企业社区发展治理树立了典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经验。文章以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为样本,聚焦企业社区发展的宏观背景,从现实困境出发,深入分析在企业社区如何更好实现“党建引领、网格服务、企业参与、多元融合”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静乐县：殚精竭虑铸辉煌 砥砺前行再启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静乐县委、县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市委“1661”发展战略和“3659”脱贫策略,坚持“扬正气、树新风、创环境、促发展”工作主线,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对标前行,苦干实干,在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征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开启了新时代砥砺奋进的新篇章。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决战决胜驻村帮扶

2018年至2019年,省委向12个省定经济薄弱县(区)派出帮扶工作队,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战斗、冲刺攻坚。省委驻灌云县帮扶工作队共有27名同志,由23个后方单位选派,承担灌云最后26个省定经济薄弱村的帮扶任务,帮扶对象涉及12个乡镇(街道)、16875户、77150人,其中建档立卡户有1510户、3527人。两年来,在队长单位省交通运输厅和省有关部门、后方单位以及当地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全体队员牢记初心使命,施精准之策、下绣花功夫,持续奋力推动驻村帮扶高质量发展,省定经济薄弱村、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摘帽”,帮扶队被灌云县委县政府授予“突出贡献奖”。     

六、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事记

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议要求,部署我市防控工作。     

中国制度好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因为它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显著优势。“好”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制度有其不同的优势群体,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关注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教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并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     

南京:“四化”助力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品质提升

自南京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地区以来,南京市未保中心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围绕平台建设、项目引领、专业支撑、社会参与,逐步形成了职能明确、特色鲜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一、平台化建设,搭建服务载体。     

改善民政对象生活品质

民政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作,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全省民政部门将深人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认真履行服务职能,着力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上求实效,助力民政对象提高生活品质,推动新时代湖北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