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大转折的曲折历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两年中，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画面。     

论律师在场权制度与执法公信力之提升——兼议我国冤假错案预防体系之完善

近段时间再次曝光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从河南死刑保证书案到浙江张氏叔侄涉嫌强奸案,再到河北省赵艳锦涉嫌故意杀人案等案件又再次强烈刺激着公众对法律公信力的内心评判。回顾这些案件,特点之一即部分公安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如何强化政法机关执法行为规范化并有效提升其执法公信力,如何充分保障无辜的人免受错误的囹圄之苦,即成为摆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一项重要课题。     

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案子错的也要纠正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各个领域开始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几十件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纠正。     

刑事司法改革的新举措——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连日来，河南赵作海冤案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随着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并获得65万元的国家赔偿，遣起冤案才逐渐落下帷幕。冤假错案，这个刑事司法界最棘手的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上演着。从此前的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到佘祥林“杀妻”案，再到至今还未讨到说法的河北聂树彬案，诸多的冤假错案轮番登场，     

“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

（王树奎，出生于1935年8月，原上海同济大学纪委副书记．1982年1月至1991年先借后调入市教卫党委组织处，分管复查历史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1995年退休。）     

言论广场

朱孝清 可考虑让律师在看得见听不见的地方监督讯问 前几年，重大冤假错案大多是因为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和我国证据制度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为此，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司法部门要首先考虑完善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制度。检察机关除了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施同步录音录像之外，还可以尝试扩大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如讯问命案、强奸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时，也可以考虑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此外，还可以考虑让律师在“看得见、听不见”的地方，对司法机关讯问行为进行监督。     

论刑事程序中的虚假印证及其制度防范

反思现已发现和纠正的冤假错案,虚假印证是导致事实认定偏离客观真相的重要原因。作为印证证明方法的内在风险源,虚假印证在司法实践中有诸多表现形式。理性分析虚假印证与冤假错案的关联,可以诊断刑事程序存在的深层问题,包括侦查取证缺乏必要的框架指引,非法取证方法难以有效规制,证据审查和质证程序易于虚化,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适用存在偏差等方面。基于基础融贯论的真理理论,有必要推动刑事程序改革创新,构建非法取证风险的程序隔离机制,完善审前程序的证据收集与审查规则,健全庭审程序的证据风险识别与解决机制。     

康生凭“相面”定案二例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一大批诸如康生之流的反动人物，他们凭借着自身政治地位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使无数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劫难。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康生等人恶意编造谎言、迫害大批党政干部。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问里，许多人体会了政治的可怕，也有许多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而康生属于后者，他与江青等人勾结，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大量冤假错案的背后，有康生草菅人命的特有手段——“相面”定案。康生定案诬陷干部，不需要任何材料，他只需要自己的感觉经验就能判断被审者是否是“叛徒”。这种荒唐的定案方法集中体现在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两位同志身上，他们就是这样被诬陷的。     

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发生在山东湖西地区的一起在全党有着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肃托”事件在所谓“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湖西大批党政军干部被捕、被杀，严重损害了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大律师陈有西

担任省高院院长秘书时,陈有西处理了大量的群众信访,参与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在漫长的从政生涯中,他对权力的良性影响坚信不移,到北大学习后才知道,公权力也有可能侵害民权、侵害规则。任何权力都有可能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