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积分银行”调节村社治理

乡村治理长期缺乏抓手,不少村务活动无法开展,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2019年以来,重庆奉节在全县390个村(社区)建立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以文明实践积分为抓手,橇动基层治理,使得村容村貌更清爽、乡风民风更清纯、干群关系更和谐、社会治理更有效。“党员开会都不来,更别说普通群众”“现在农村变化很大,但一些传统美德也在渐渐遗失,群众不知足、不满意、不说实话的现象普遍,对村里的事情也不理不睬。有时候党支部开会,一些党员都喊不拢,更别说开村民大会喊普通群众了。”     

智能大脑助政府当“巧妇”

通过“流水声”的细微变化.“智能漏失监测仪”监测地下水管是否泄漏……通过“污染指纹库”的自动比对,“监控点矩阵”自动定位偷排污企业……通过“桥墩体征”的实时感应,“传感器群”实时报告桥梁承压数据……近年来,安徽着眼于向科技要效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聚焦专注民生小事.     

加强城市综合治理推动构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地区——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近30年来,坚持规划引领,通过规划的科学编制、高效实施和精细化管理,优化城区空间布局,成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通过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同类地区的建设发展形成一定的借鉴,并在未来亦庄新城的全域规划建设中,积极推动高标准建设实施,努力让亦庄新城继续当好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     

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探论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的治理水平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形态,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课题。新时代,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形势、从整体上推进发展、改革创新发展思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由点状积累向系统质化提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能力保障。     

“医保砍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每一个小群体都不该被放弃"……前段时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落幕,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们真诚且专业、坚定又温暖的"灵魂砍价",让人动容。对一种药品来说,价格些微变化,叠加庞大用量,都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为了分厘之差,医保代表常常与药企代表争得面红耳赤。而之所以"锱铢必较",是因为点滴小账背后,都是民生大账。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问题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调查与思考

政治能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第一位的能力。当前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中还存在着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定力不足、政治担当不够、政治执行力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因此,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必须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出发,从党员干部个人和党组织主客观两个方面切入,既靠党员干部自身努力内外兼修提升政治能力,也要靠组织培养,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