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探索

<正>昆山作为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相适应的机制体制。看点一:改革,从一把手发端探索实践: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逢山开路,过河架桥。昆山以辖区内张浦镇被列为全国经济发达镇"强镇扩权"试点为契机,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并成立了政策协调、行政审批、组织人事、综合执法四个专题工作组,提出     

前哨农场：43个部门“晒”权力清单

4月10日，前哨农场通过电视、广场大屏幕向全场职工群众晒出43个部门（含场直单位）的224项权力清单。这个农场地处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多年来农场都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民生工程上，至今还没有建机关办公楼，农场43个部门（含场直单位）分布在学校综合楼、现代农机发展中心、居民住宅区等17个地点办公。清楚行政权力的范围，将部门“该做”的亮出来，也杜绝了涉外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     

论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警察执法过错需要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加以约束,但我国公安机关现行的究责制度在理念上过多倾向于约束警务人员个人的具体执法行为,而忽略了公安机关作为一个整体所实施的执法行为。同时,由于当前警察执法过错的究责权是由出现执法过错的公安机关自己掌握并实施,因此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某级公安机关作为一个整体所实施的执法行为存在过错的现象。鉴于此,应明确公安机关和警务人员在某些执法过错中的角色定位,建立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相关联的法律法规,制定统一的追责程序和责任追究机构,并完善警务人员的司法及行政救济制度,以实现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的权责对等。这样,既能够有效遏制警务人员的执法过错,又可以进一步约束公安机关以集体名义实施的种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执法行为。     

权力清单让改革有的放矢

正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据媒体2月21日统计,目前已有47个部门公布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总量达1031项。这一份审批项目清单,让"权力"二字不再抽象,一目了然。从去年4月到今年2月,国务院已经先后5次下放了行政审批权,力度不可谓不大。只是公众都只能大概了解下放总量和诸如生产     

社会治理体系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通过列举法律所禁止的事项或情形反向推导法律允许准入之事项或情形的制度,这项制度最初被用于外商投资的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化的深入,在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以沟通和协商为基础的自我治理趋势。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同"法无禁止则可行"的私法自治精神相契合,在社会治理中引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赋予公民活动以广阔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简政放权的政治背景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能够弱化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它日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编制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问题研究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探索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对于指导做好政府审计工作至关重要。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研究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加快政府会计的改革,严格界定资产负债表与表内项目的范围,尽快编制国家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应当公布资产负债表,发挥政府资产负债表对中长期财政的预测作用,加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审计监督。     

廉风

山东：没公函不接待没清单不结算 《山东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近日正式对外公布。《办法》在中央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两项制度，即实行公务接待公函制度，建立公务接待清单制度。公函约束的是派出单位，清单约束的是接待单位。没有公函不接待，没有清单不结算。     

双周观察

浙江全面推行权力清单 全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电视电话会议3月10日举行。省级部门权力清单将于今年6月向社会公布，市县部门权力清单将于10月向社会公布。主要任务是：在省市县三级梳理部门职责，提出职权清理意见，编制部门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并依法向社会公布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     

他山之石:美日防灾减灾法制建设经验借鉴

通过总结可以发现,美国、日本两个灾害大国的法律体系细致严密,由灾害基本法与大量配套法律法规共同组成,通过立法详细地明确了中央、地方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在灾害应对中的权责关系,重视发挥市场和社会在防灾减灾领域中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防灾减灾法制颇具借鉴意义。     

我国投资领域“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在我国蓬勃发展,以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为起点,我国的负面清单实践开始走向了多元化。然而,不应忽视的是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呈现出非体系化的发展趋势,应通过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制定负面清单指导规则、赋予地方立法机构负面清单的调整权和制定中外BIT范本中的负面清单等方式建立起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