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改革的全国试点年报

2022年1月30日,《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获得中央批复同意,浙江率先启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一年来,浙江扛起先行先试责任,坚持以“整体政府”理念系统推进行政执法体制重构、流程再造、多跨协同,基本构建了一套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为全面依法治国落实落细提供了浙江素材和浙江经验。     

“材料”运转：一种科层信息之累的纾解方式

“材料”是政府呈现工作内容的各种文书。“材料”的言说事项、主体身份、类别形式的确认以及书写过程中的理性嵌入促进了芜杂信息的精细整饬，“材料”所承载的责任与压力意义降解了上下级政府之间信息的层级垄断，“材料”的书面形式凭借组织“语言”的统一和传播路径的稳定缓冲了信息的内容偏差。“材料”运转的有效性以权责统一为基础，增强“材料”运转效能、纾解科层信息之累需要进一步清晰界定主体间的权责分配，承认下级政府的正当利益，并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能力建设。     

论公司分配决策权责的合理配置

公司决策者应当准确判断公司分配是否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底线规制，以防公司分配损及债权人利益，故权力归属与责任识别成为规制公司分配决策者的关键。公司分配的决策权属于公司经营者权力范畴，而我国公司法未能明确公司经营者权力中心。目前我国股东会掌握公司分配权力较大且不担责，董事会掌握公司分配权力较小却责任较重，而股东会的商业判断能力明显弱于董事会，加之我国公司普遍存在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可实质决策公司分配且无相应公司法约束机制，司法裁判亦难以有效审查公司分配决策，由此形成公司分配决策权责配置不一致的现状。信义义务以事后明确且灵活的责任方式约束公司法定或事实的决策者，可有效实现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目的。故而应在完善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基础上，厘定控制股东及信义义务，并且明确公司决策者与执行者违信责任的承担，进而实现公司分配决策权责的合理配置。     

议行协同：乡村协商治理的共谋共建机制

基于三个乡村公共政策协商案例的经验性比较，首先从理论层面阐释协商话语共识与行动共识的衔接可能，描述了协商治理从赋权到定责的转化逻辑，为共谋实现共建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其次从经验维度提出议行关系作为观察协商治理实践中共谋何以促成共建的机制进路，由权责与议行关系的联动机理指出议行协同延续机制这一经验特征，整体性概述了村干部兼容自治与行政的协商治理策略。最后从规范层面探究了协商治理的价值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透视了共谋实现共建的协商治理机制的实践进路。     

建强“大党委” 强化城市基层治理

近年来,三河市深入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施基层党建“领航工程”,实行“三坚持三构建”工作法,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联建联动、沟通协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全面夯实城市基层治理基础。坚持高标准站位,构建社区党建大格局。打破各自为战思想藩篱,凝聚党建合力,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以社区党组织为基础,以各类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为依托,以社区党员和在职党员等各类党员为主体,建立上下联动、权责分明、运转有效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全市6个街道已培树示范型社区“大党委”14个,吸纳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及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负责人、社区民警等人员中的党员担任兼职党委委员,努力实现辖区的党建融合、工作融合、感情融合。     

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 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浙江省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突出简政放权,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围绕放出活力、放出创造力,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权彻底放出去,把该减的事项坚决减下来,持续为市场主体松绑、铺路。一是全面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严格实施中央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面清理地方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推动省级行政许可权下放。     

着力构建“党建+业务”发展新格局

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党建引领,充分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让各党支部真正成为凝聚党员群众扎实奋进的“主心骨”,推动党建工作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同频共振,让党旗始终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抓住党建引领工作“牛鼻子”,深耕细作党建“责任田”。坚持“清单明责”。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把党建工作作为政治责任、政治任务,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印发《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点》,组织签订责任清单,做到整个中心全覆盖。坚持“领导扛责”。     

免罚清单的属性定位、制度功能及规制路径

作为一种发端于地方执法实践的新行政法现象，免罚清单彰显了新修订《行政处罚法》的原则和精神，契合了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因而获得广泛发展。免罚清单的法律属性应定位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免罚清单制度在客观上发挥了促进公正执法、提升公众的公平正义获得感、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拓展包容审慎监督途径等诸多功能。走向规范化的免罚清单制度，仍须建立健全与其特性相适应的系统性规制制度。     

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