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传入——以伯驾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由于种种原因,外国传教士成为重要媒介。在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晚清寓华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第一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翻译国际法的活动为中心,兼及丁韪良,论述了寓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所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对晚清外交和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     

领导风格=影响力＋包容心＋学习能力

影响力。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角色：(1)外交家：平衡外界环境，协调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争取获得最佳支持和最大资源。(2)传教士：宣传企业文化、理念和目标，解释组织的目的，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3)调解人：统一不同意见，化解组织冲突。(4)观察家：了解环境变化和趋势，洞察组织文化、结构、运作、成员的细微变化，形成理念，加以引导。(5)教师：训练群体成员遵照组织目标、规则，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1876年6月,司徒雷登生于浙江杭州,其父林顿·司徒是奉命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首批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带着新婚妻子玛丽·霍顿一起来到中国. 司徒雷登幼年在家里领受启蒙教育,1887年12岁时,跟随父母回到美国度假,即留在美国亚巴拉马州莫比城,进入公立小学插班五年级读书,寄住在姨母家里.小学毕业,顺利升入同一城市的中学.     

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

一百年前,80%的中国人是文盲,农民保守无知,他们不懂民主,甚至可能反感民主;一百年前,国破民贫,许多人连生存都关心不过来,更无暇关心政治;一百年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市民阶层少,似乎难以形成自治社会……这些,我们可以从美国传教士明恩傅一百年前写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管窥一斑。结论是,按照＂中国人素质低＂的论调,一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     

乐山文幼章故居

加拿大友人、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文幼章的故居,位于乐山市市中区白塔街72号.这处占地面积339平方米的临街院落,是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于晚清时期修建的. 文幼章(詹姆斯·安迪考特)于1898年12月24日诞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文焕章和母亲文萨拉,受加拿大卫理公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四川传教,从1895年起在乐山居住了近十年.他们喜欢中国文化,一家人都取姓文的汉名.文幼章6岁随父离乐山到成都,7岁至重庆,12岁时全家迁回加拿大多伦多市,20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27岁毕业于加拿大维多利亚神学院后来到重庆传教,兼任精益中学(今重庆十一中学)英语教师.他热心推广"英语直接教学法",编写了15种英语课本和教师手册,又与朋友共同编辑出版《新法英语词典》,深受中国教育界赞誉,成为中国教坛名人.     

略论明末从西方传入地图对中国土人“天下观”的影响

明末,很多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带来了新的地理学知识和新的世界地图.这些新事物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引起了不小反响和议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天下”观念,至少让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了,知晓了一些“天下”以外的世界.     

明清时期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初探

中西法律文化迄今未曾间断的交流始于 16世纪西洋传教士来华。然而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他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法律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 ,不仅与其反向的情形不成比例 ,也无法与 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相媲美。随着中国文化性质的争论的激化而导致的中西的恶化 ,中国封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也失去了洞悉外情、比较和认识西洋文化的机会 ;西方则在双向认识中把握了主动。     

美国:比尔夫妇养老院中的幸福生活

十多年前,我跟妻子瑞兰移居美国加州蒙特雷时,瑞兰需要买一把中提琴,加入当地交响乐团。乐团指挥说当地的比尔会做中提琴,可以跟他买。瑞兰找到比尔,希望比尔教她做一把中提琴。春天的中午,我们驱车到了比尔所住的养老院。在我的印象中,养老院就是一片围墙中几栋简单的房子,但是到了比尔的养老院,真是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一排排造型别致的联栋房掩映在绿树鲜花中,每排房子大概住两到四家。每家     

灾难中的救赎:美国传教士与南京大屠杀

在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留守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参与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不畏艰险、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救济难民,并积极与日本当局进行交涉和抗争,力图遏制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积极开展基督宣传和教育事工,为难民提供心理疏导与心灵安慰。这些事工的开展与记录对于明辨历史教育世人与抗击日本右翼的言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孟子》西译史述评

明末清初,传教士们的翻译活动开启了《孟子》西译的进程。传教士们翻译《孟子》的目的是为其传教服务,因而译本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进入20世纪,《孟子》西译主要由外国学者完成。外国学者受本国文化传统和自身知识构成的制约,在翻译时通常会出现误读和理解偏差。华人学者对此深感忧虑,开始投身到典籍外译的工作中。与外国学者相比,华人学者翻译的《孟子》在准确性上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