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四同”,擦亮“四色”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平江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努力聚焦发展大局,聚力法治建设,聚合各方力量,认真践行人大初心和使命,以高质量依法履职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与党委同心,铸牢政治底色。常委会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要位置,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3年来共向县委请示报告工作22项,提请县委出台了《关于建立县人民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等制度,高度自觉地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     

良法善治 行稳致远

法治是"中国之治""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过去5年,浙江高质量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高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平安浙江稳步推进。锚定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目标,围绕依法履职进一步提升"制度供给",推进社会治理营造法治建设良好氛围,坚持司法为民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出席省人代会的人大代表们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汽车社会要依法防控疫情

汽车社会进行疫情防控,手段要依法依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擅自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省道干线公路,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应当重视群众呼声,重新评估尾号限行措施在“战疫”关键期的必要性。建议城市主管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暂缓尾号限行。     

人大监督助推公平正义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从古至今,公平正义就是人民所求、民心所向。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国家监察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4个部门的相关报告。从司法、执法到检察、监察,定期听取报告,监督与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感最密切相关的国家公权力机关,体现的是全国人大依法履职、以人大监督助推公平正义的初心与担当。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也是助力抗疫

伴随着春天疾行的脚步,五一劳动节已经来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步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当下,以式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各地复产复工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然而,在此过程中,劳动就业领域的一些乱象却显得格外刺眼。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根基

根植于本土优秀的传统法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时间浸润之下因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而被赋予了新内涵和新使命。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传统中国“德法互补,共同为治”,“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源泉”与传统的民本思想,以及抓“关键少数”与古代中国“依法治官”这三大方面存在暗合与差异。这启示我们既要彰显文化自信,更要辩证对待传统文化。在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前提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三个三”绘就乡镇人大建设崭新画卷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近年,镇平县杨营镇人大主席团紧紧围绕镇党委、镇政府中心工作,依法履职,强化监督,在抗疫防汛、代表联络站建设、民生实事办理等工作中担当有为,绘就了一幅幅乡镇人大建设的崭新画卷。     

运用法治思维引领治党治国新实践

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的价值引领。依法治党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依法治国是面向未来的必然抉择,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法治国家视域下罪犯离监就医探析

监狱作为国家法治的利器,不仅承担依法惩罚和改造罪犯的职能,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深化和社会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依法适度扩大罪犯保外就医,强化依法执法,防范执法风险;全面加强监狱医院建设,提升罪犯医疗水平;建立医疗资源共享体制,保障罪犯健康权利。     

员警误击拒捕通缉犯用枪过当?——评“最高法院”2016 年台非字第88 号判决与其历审裁判

警察人员执行职务,在得使用枪械时,仍应基于急迫之需要,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以防止滥用枪械而侵害人民权益。“最高法院”2016年台非字第88号判决与其历审裁判,便认为通缉犯拒捕遭员警对空鸣枪示警,仍不理续踩油门迅速以顺时针方向倒车绕过员警欲逃离现场,此时员警在使用枪械未选择对通缉犯侵害最小之方式,即率而对人下肢连开3枪,用枪之方式逾越必要程度,致所欲达成之行政目的,与侵害之法益轻重失衡,不得以依法令之行为阻却违法,惟其逾越必要程度用枪虽不能主张正当防卫,但有误认有不法侵害之情事存在,符合误想防卫情形,最后认定欠缺罪责故意但成立业务过失致死罪。然判断员警用枪是否过当?应先从使用警械的法律授权条件观察,若属正当法律授权的范围,且其使用行为也遵守诫命上的要求,则其行为便属正当行为,纵使所生之侵害结果,非属预期,仍不能倒果为因而科以刑责,否则所谓依法令之行为不罚,将沦为空谈。况且判断是否逾越法令之授权,应从身历其境“理性警察”的行为作为判断基准,结果仅是参考辅助作用之一而已,而非已后见之明判断。是以,本案之判决,仍有检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