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提请权的归属问题研究

减假、假释是刑事执行过程中刑罚内容变更的重要形式.从程序上讲,减刑、假释是通过审判来变更原判决或者裁定的内容,目前采取由执行机关提请的方式,尽管诉讼效率较高,但没有体现诉讼中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刑罚变更也是一种诉讼活动,变更请求权是一种诉权,应当由承担公诉职能的人民检察院来行使;人民检察院的刑罚执行监督权只有与程序性权力相结合,才能更具监督的实效性.     

社区矫正机构设置

现行的由公安机关负责对非监禁刑和监禁刑的社会执行的监督、考察存在着明显缺陷；应由政法委统一指导，在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由司法所负责具体执行，监狱派驻警察协助；应设立假释委员会，负责对假释的裁定工作；监所检察机构应升格为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社区矫正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并完善相关法律。     

人民检察院应加强对减刑、假释工作的监督

一、对监狱部门呈报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监督 在对监狱部门呈报罪犯减刑、假释工作中,我们应依照法律规定,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监督。如衡水监狱平均在押服刑犯1100多人,依照刑法78条,监狱法29条,国家司法部第77号令第十五条规定,对监狱服罪犯按比例20％的罪犯实行减刑,一年内分四批进行,每季度研究一批。在该项工作研究中,我们通常对下列     

论多元化假释体系的构建

假释作为非监禁措施之一 ,蕴涵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用 ,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适用。基于中国假释制度适用的现状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应从假释制度的形式、假释提请的主体、提请假释的期限、假释监督的方式、假释考验的期限等几个方面出发 ,构建多元化的假释体系 ,逐步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比例 ,充分发挥假释制度的应有功效。     

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假释是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和行刑司法活动。它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激发罪犯自觉改造的内驱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假释的适用比例急剧下降，全国平均在姒左右，形成了“法律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破解假释制度遭遇的尴尬，与解决目前中国监狱面临的其他问题一样，既需要行刑观念上的正本清源，又需要制度设计上的变革探索。     

未成年犯减刑假释的条件应予以特别规定

只要是犯罪时未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的标准就应当放宽。我国刑法的减刑假释制度，没有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予以特别规定，不利于对这些人的教育改造。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立法上应当做出区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     

劳教人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吗？

问：现在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矫正对象中．包括假释人员。请问，什么是假释，罪犯假释有哪些条件。     

"等暴力性犯罪"的辨析——对刑法第81条第2款的理解

刑法第81条第2款中的"等暴力性犯罪"是指具体的罪名还是具体的犯罪行为;"等"作为助词,是表示列举未尽,还是列举后的煞尾,学界分歧很大.但通过对司法解释的解读,显然此处的"暴力性犯罪"为具体罪名,非具体犯罪行为;根据刑法其他条款中"等"的语义、罪刑法定原则和行刑谦抑原则的要求、现代刑罚的目的、刑法适用存疑时有利被告的原则,"等"应理解为列举后的煞尾.建议未来修改刑法时,尽量用语明确,消除歧义,或者是取消第81条第2款中引起歧义的"等",或者是在刑法总则第五章中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用条文界定刑法典中"等"的涵义.     

在我国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罪犯出狱新模式

我国重减刑、轻假释的现状源于刑法规定中的逻辑悖论,由此影响了减刑假释制度对罪犯更新改造、重返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降低刑罚成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了假释的广泛适用,不利于监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应适当降低假释标准,提高减刑标准,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之设想

我国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立法分散、一些规定可操作性差、相关司法解释滞后等诸多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减刑假释工作的现实需要。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文件、有关领导讲话、《刑法修正案(八)》及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修改最新动态,从司法解释修改的角度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的设想:认为应当确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减刑假释工作的指导思想,建立减刑假释全面考核制度,减刑和假释的条件、执行期间、减刑起始时间、减刑幅度及减刑间隔应当进一步科学规范,推行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建立完善减刑假释的撤销制度和减刑假释与财产刑及附带民事赔偿挂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