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理论问题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结构递进和优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显著标识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复兴,要求政府控制公共支出的规模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趋向,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就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理论上讨论如何判断和衡量公共支出结构的合理性,探究公共支出结构的作用机理,深入分析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以期为我们驾驭和利用客观规律,主动调整和有效改善公共支出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儒家民本思想论纲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自尧舜禹时代，便隐约可见最初的一些民本思想的碎片。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就讲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然从总体上看，人们此时仍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对“民”的力量和作用的解释多与天命紧密相关，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是“君权天授”。随着历史脉络的不断延展，春秋时期的儒家学派接过了民本思想的旗帜，把它们加以完善化、系统化。     

特别策划：社会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特邀主持人：卓越

卓越，福建尤溪人，1957年12月出生，现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成都市人民政府顾问。曾先后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新加坡、菲律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访问、项目考察和合作研究。     

长沙开埠与城市空间的演变（1904—1927）

1904年长沙开埠通商是近代长沙城市空间演变的开端.商埠和租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沙城市经济的发展,由此在清末民初形成了新的经济空间,并导致长沙城墙的拆除,出现了公园、广场、商业建筑等新式的公共空间,从而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布局.     

农村基层政权公共服务的可能性探讨

农村基层政权在农村地方发展中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服务型政府”在农村更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对农村基层而言，公共服务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过程，即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的自我重新定位与反思的过程。我们要倡导一种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要把它置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之下，让农村自己决定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普遍正义，维护农村的稳定，保障农民的利益。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论我国社会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型

当前我国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我国公共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管理主体实现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管理职能逐步缩小,管理方式由政府垄断为主向市场竞争为主转变。     

论执政能力的“硬”与“软”

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改善党和政府的执政作风,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     

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本文从应急管理体系的实践与研究情况出发，对体系建立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思路，并重点阐述体系建立过程中关键因素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