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民国大师嗜好：胡适好当月老林语堂爱抽烟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潘光旦最大的嗜好就是好奇,并讲述了一件事情：潘光旦从没吃过老鼠肉,某天突发奇想,令家人一起,翻箱倒柜,掘地三尺,逮了几只老鼠,煮食之,以满足好奇之心。在重庆，潘光旦兄弟是个银行家，听说哥哥吃老鼠肉，心中十分难过，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并发信叮嘱，日后生活紧张，可来电，绝对不可再这样，搞得全中国都骂自己不照颐兄长。     

《新原人·自然》映照下的先秦道家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著作《新原人·自然》一章中,对其四种人生境界中的自然境界进行了具体的评述。人在自然境界中的表现,与先秦道家所追求的"返璞归真","天然素朴"极其的相似。由此观之,先秦道家的理想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冯友兰先生"人生四境界说"的低级程度。     

“百家争鸣，冯友兰就是一家”

“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韩国总统朴槿惠如是说。     

《三松堂自序》与《五十自述》之比较

《三松堂自序》与《五十自述》分别是冯友兰和牟宗三作为自传性质的两本文集。在成长阶段,冯、牟二人都有重视学问的家风,冯氏深受绅士情结影响,牟氏更多处于"落寞而不落寞"的混沌中,为原始的浪漫所笼罩;进入求学与治学阶段,二人开始展现更多差异性,冯氏有高远广阔的学术视野,更为开放贯通,牟氏以传统文化为根,更重视特殊性,探寻内在于生命的价值之源;二人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冯氏更为从容中道,牟氏的生命呈现一种"真人"性情与狂者气象;牟氏以"接通慧命"为使命,冯氏以"旧邦新命"自任,二者都为实现传统文化的接续与新生而努力。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话说“自己的利”——《物权法》随想

在名著《贞元六书·新原人》中，冯友兰先生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人常是有错误的。但其错误并不在他是自私的。不在他求他自己的利，而在于他往往不知什么是他自已的利。”     

冯友兰新理学之方法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他一方面将哲学方法限于理性直觉思维领悟形上学的对象.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存在于新理学方法中,使新理学的方法理论成为一个正负结构的体系.正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是由肯定达于肯定的方法,负的方法,就是直觉主义的方法,是由否定达于肯定的方法.     

冯友兰：人生的四种境界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一生致力于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世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关于人生境界，冯友兰提出了四种境界之说。     

冯友兰和钱钟书的恩怨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冯友兰以“三史六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三卷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