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外部性问题思考

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外部影响,使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威胁论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而机遇论则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     

担保的效率之谜——兼谈法律经济学方法

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的对担保制度效率的质疑是错误的,因为其忽略了造成外部性的约束条件即担保权的稀缺性,忽视了通过价格机制消除外部性的可能性,也忽视了法律干预所需要的高昂成本。这场效率之争反映出法律经济学研究传统模式的缺陷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改造的过分迷恋,对经济学实证传统的偏离,以及对真实世界约束条件的忽略。法律经济学的重心应当从效率研究转向制度解释,关注法律制度所赖以形成和转变的约束条件。     

论教育的产品属性及其判断标准

公共产品与外部性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要界定公共产品,首先必须考察外部性。具有外部性的产品(或服务)并不一定是公共产品。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但教育既可以是公共产品,又可能是私人产品,还可能是准公共产品,教育的产品属性依赖于教育被提供的方式。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可以很好地解决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     

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分析

森林资源产权是产权经济学运用于林业领域里所建立的一个特殊范畴。我国目前的森林资源产权普遍存在着模糊与弱化的现象。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 ,对我国森林资源的产权情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并试图提出一些改革和构建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一些可行措施 ,从而从根本上遏止不断恶化的乱砍乱伐现象 ,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外部性与政府干预行为

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而又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通过政府干预可以获得消除和矫正。但是政府干预行为本身也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对政府干预行为所派生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严格界定政府干预的界限、引入市场机制、加强政府法治化建设、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来防范和矫正。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激励合约研究

农村金融需要政策性补偿,并通过建立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实施。本文通过一个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提出,政策性补偿效率的关键是制定最优激励合约,实现代理人激励。操作上应将最佳表现代理人努力概率的可证实观察变量,作为支付依据引入合约。对多个备选代理人的研究表明,在农村金融中,能最佳保证政策补偿效率的代理人,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而不是政策性银行或其它机构。     

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立法完善

生态保护补偿作为促进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的一种利益协调手段,是由国家或者其他受益组织和个人,对给生态环境产生积极作用的主体进行补偿。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具有结合自愿与强制、开启了跨地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结构等特点。但是,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立法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如末端补偿机制存在滞后性、资金补偿与其他补偿方式之间缺乏协同等。为此,可以从确立合理化补偿的标准、加强多元化补偿方式的整体性衔接等方面完善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立法。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问题研究

在减缓气候变化、建设低碳经济社会的全球共识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庞大的碳排放量已成为国内、国际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为了节能减排,我国碳排放交易逐渐兴起,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体制上和制度上存在碳排放权缺失、市场流动性差、行政手段失灵、定价机制失效、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我国要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一方面要利用经济杠杆使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使碳排放权明晰化、专有化、可交易化、法律化,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控制碳排放。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是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有益尝试。它对执行评价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执行悖论的存在,政策执行负外部性得以产生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又因执行网络的存在,负外部性的传导更为迅速、广泛和复杂。这使得负外部性治理陷入困境。应构筑相应的评估、补偿机制,并从提升政府执行力着手,加强执行协商和执行合作。     

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外部性内在化的法经济学分析

社会失信行为既给失信者带来失信收益和失信成本的影响,也给社会带来因经济、法律和道德秩序的破坏而额外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影响,后者使社会失信行为呈负外部性。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有赖于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外部性内在化方式将社会运行成本和失信者的失信收益一并纳入失信者承担的失信成本之中,并控制行为选择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以确保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相统一。基于由不同主客观因素所致的社会失信行为的外部性形式不同,失信成本负担的方式亦应有别,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失信行为也宜选择不同的法律规制措施以提高法律规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