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对外体育交往

围绕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的国际体育外交发展历程,分析、评价了新中国对外体育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外交战略的作用和贡献。中国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国家外交实践中有其特殊地位,对拓展中国全方位、多层次总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世纪我国外交政策的时代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的问题时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在科学考察国际形势特点和认真总结我国对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向全世界发出的我国在新世纪的对外战略宣言。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蕴含着新的时代气息，体现着新的现实要求，也展示了我国新的外交风貌。早在上一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     

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统一于理想译者高超的技能。首先是翻译的复制性决定了二者的统一 ,其次是翻译思维的特点及操作方式 ,必然要求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     

景点翻译变译的审美理据

本文介绍中国景点介绍的美学特征,提出朦胧意象是吸引游客的审美基础,从中西语言文字差异性视角探讨了景点翻译中变译的必要性,同时也分析了景点翻译中变译的审美理据以及变译的度。     

思维差异和英汉数字习语翻译

数字作为一门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样以它独有的魅力展示不同语言的思维差异。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英语和汉语对数字的描述也各有特点,从思维差异的角度出发,在英汉数字习语的描述和分析中,找出恰当、准确的翻译数字习语的方法,有利于更好、更有效地学习和运用英汉语言。     

周觉会见欧洲议会对外政策总司长尼克尔

5月17日,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周觉会见了欧洲议会对外政策总司长尼克尔(DietmarNickel)。周觉会长介绍了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基本情况,并从三方面重点介绍了人权研究会自1993年成立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即在人权理论研究、人权实践探索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在人权知识普及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方面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尼克尔称,欧洲议会是欧盟的主要机构之一,欧盟与中国一直进行着人权对话,对话本身即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他认为中欧人权对话的核心,是有关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死刑问题和西藏、新疆少数民族问…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     

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

本文旨在讨论汉武帝对外大战略的演进,分析帝国扩张过度而调整滞后的原因。帝国的对外拓展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其阻力与风险始终存在。对此,执政者往往并非无知,而是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提升来突破限制,进而维持进取态势及其成果。但是,其中不少政策虽能迅速产生效果,但其对政治经济的长期扭曲效应却意味着更大的反噬危险。汉武帝前期的征伐很快消耗了汉初多年休养生息的积累,然而各种危机征兆并没有催生战略收缩,却刺激了一系列以"兴利"为中心的改革并不断加码。这些政策一度克服了财政困难,助长了武帝进一步开拓的雄心,推动征伐不断升级。但是,就在支撑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的同时,征伐扩张与兴利汲取的长期负面效果也在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挫折和内政危机。在巫盅之变等事件的刺激下,垂暮之年的汉武帝最终暂停对外征伐,开启了昭宣时代政策调整的先声。武帝朝大战略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重视战略实践的系统效应,注意辨析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在实践中保持充分的战略弹性与战略审慎。     

“乌托邦”一词首译者是谁？

“乌托邦”一词首译者并非戴镏龄，而是严复 贵刊今年1月下半月版刊登的梁信撰稿的《令人赞叹的中文译名》一文，列举蒋彝翻译的“可口可乐”，张福垲翻译的“托福”，傅东华翻译的《飘》等实例，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与统战意蕴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国家战略。该战略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道路的新实践，还是中国为加强同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安全、发展、繁荣而进行的新努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具有特定内涵：在战略重点上突出中国宗教的“走出去”，在战略主线上强调以宗教统战为核心，在战略目标上侧重打造以宗教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宗教工作应“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涉外宗教工作应由“被动”变为“主动”；涉外宗教统战工作应由建构“共同利益”转向营造“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