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倒计时：上海在冲刺

上海城区的西南方向,有个叫做朱家角的古镇,近代著名小说家陆士谔就出生在这里,1910年,陆士谔完成了一部惊世骇俗的梦幻小说《新中国》,幻想着100年后，上海浦东要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外游客都来到此地，“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埔，直筑到对岸浦东……”     

金庸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金庸对祖国内地很向往 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金庸(原名查良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查枢卿在祖籍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1959年,金庸放弃写作而主持《明报》编务.他作为刚创刊不久的明报社社长和主编,每天都必须为这张报纸的头条写一篇社论,这时候金庸的政治观点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传统——读傅国涌《大商人》

傅国涌先生这本《大商人》，以事实的描述为主，着眼于那些带有历史体温的细节，读者可以从多重角度去读，每一个角度都可能找到你想寻找的东西。美国小说家辛格曾说，观点会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过时。《大商人》里面呈现的事实，为我们勾画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两代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群像，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     

时间的考验——从张恨水作品的热播说起

跟友人们谈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热播,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到有个新奇的问题:解放前海内外根据张恨水作品改编的戏剧、电影、评弹不计其数;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他的代表作仍然是电视连续剧改编的一大热门.一位小说家能够经受七八十年时间--历史的考验,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探讨.     

《误杀》——信仰法律是最好的正义

最近上映的电影《误杀》改编自日本著名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名作《嫌疑人X的献身》。本片由陈思诚监制,柯汶利导演,肖央、谭卓等领衔主演。本片聚焦于一场误杀,讲述了一位小学文化的电影爱好者与老练警察的较量,展现了他的内心的绝望、挣扎最后又走向人性回归的心路历程。     

与书相遇,与人相会

与师相遇,与书相遇相遇是人类最美好的词之一,我十分喜欢“相遇”这个词,世上一切美好都从相遇而来。江苏有一个高邮县,那里出了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在县立第五小学读书时遇见了国文老师高北溟,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见的。正是高老师——他们学校那首校歌的歌词作者,带着汪曾祺走进了最初的文学世界。若干年后,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学生,也是沈从文最喜欢的学生。沈从文对于汪曾祺来说当然十分重要,汪曾祺不遇见沈从文可能成不了一代作家,但是今天我要更确定地说,他在小学五年级遇到的高老师,对于他,也许更为重要。     

名家评刊

信仰之争当下中国,信仰已成一个重要话题,同时也酿成了不少信仰事件。在刚去又来的2010年与2011年之间,就陡然横挂着一组山东曲阜"教堂门"事件,让人困惑不已。本来,讲求信仰是一时代与社会的要求,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关系过于宽泛而枝蔓,上天入地,人间权力,阴阳     

《推拿》的写作

我写《推拿》的那一年是43岁，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因为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过去，中年男人无比在意一个“小说家的感受”，为了保护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几乎是封闭的、绝缘的。     

心安胜良药

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年轻时曾行医十余年.一次,他和朋友尤克金去参加一个酒会,酒会开始不久,一个叫蒙格的绅士突然发病,抱头躺地叫痛.有知情人说：“蒙格忠脑神经痛多年,发作时必须立即吃一种特效止痛药,刚才他说参加酒会来得匆忙忘了带药,不想真的发病了.”柯南·道尔上前为他作了简单的诊查,说：“蒙格先生,我和你一样忠有脑神经痛,我带的止痛药比你吃的不知要好多少倍,吃一片马上就会见效.”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倒出一片药,让蒙格吃了下去.     

刘震云其文

我做记者的时候，看到刘震云写的短篇小说《新闻》，颇为惊讶，好似写的就是记者圈子里的故事，只不过真名被隐去罢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过他，对其风采了解甚少。有一次召开王蒙小说的研讨会，他来了，出语惊人，对人、对文，了如指掌，话语也恰到好处。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颇能解析人的心态的人。文学常常要涉及人性的隐秘，小说家在自己的世界里谈龙画虎，有一种尺度的，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刘震云写小说，以故事的平凡引人人胜。他在曲折与缠绕里写复杂的世间，用的是写实的笔法，气质里有古典的精神在。他的小说，让人思考人生的价值，常能看到智性之光对世俗的照耀，使其有了一种哲学的力量。小说家读人要深，他们能够在作品里天马行空，必有智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