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三个女人、五个子女的遗产纠纷

2011年2月23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原告小马诉称，自己系被继承人老马的孩子，其生父即被继承人老马因病突然去世，死后留下多处不动产以及数百万元的资产和数千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但是，被告等人却拒绝分给自己遗产。因此，孙某作为小马的生母．以小马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替小马将被继承人老马的妻子余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老马的全部遗产。     

树立四个理念做好群众工作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热点、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建设和项目落地的难点。按照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拆迁管理、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要求，积极稳妥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实现“和谐征地、满意搬迁”。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DNA样本强制采集与隐私权保护

DNA包含决定人体生理、病理特征,甚至行为特征的全部遗传密码,DNA信息被视为人的"终极身份证"。随着世界许多国家相继建立和发展DNA数据库,DNA样本与隐私权保护问题备受关注。为取得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平衡,西方国家均先立法后建库,对DNA强制采样的对象与程序、DNA样本的保留与销毁做出明确的规定,并通过不断修改立法以适应DNA数据库的发展。我国DNA数据库正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尽快对DNA样本强制采集的对象、程序及样本保留、销毁等问题进行立法规制,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     

基于行政民主的国家治理:以非强制性行政为视角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对效率的追求往往遮蔽对民主价值的回应,为了体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要求,探讨从"非强制性行政"概念出发来构建行政民主就显得非常必要。从基于"非强制行政"所进行的行政改革进程看,为从"控制行政法学"向"平衡行政法学"的转变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民主:行政自律是行政民主的前提,行政国家自身要尽可能自律,反思平衡和自我限权,改变过去简单粗暴的强制行政作为;处理好政府与公民之间新型关系,主动开放和迎接公民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并积极推进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落实好行政民主。     

为了百姓的笑脸——密云县退休干部温德田参与拆迁工作实录

当初,温德田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司马台村搬迁工作的,但他没把自己当顾问,而是和在职人员一样,每天早来晚走,工作非常投入,＂顾问＂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秘书长＂。时任古北口镇副镇长张明华还记得温德田＂走丢＂的事。一次,在村里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张明华和温德田一起开车回密云县城。     

长沙市民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

今年3月26日，浣铁军等多名房屋被拆迁居民集体到长沙市信访局赠送特制一面锦旗。锦旗的文字内容为“授予：长沙市人民政府二0一二年维稳工作、截访先进单位”。     

基层党建要坚持做到“三个必须”

春和村地处花山腹地,有14个村民小组,10个党小组,党员152名,有3000多村民,版土面积7134亩,是花山地区较大的一个村。近几年来,村党委在花山新城建设中,面临着"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还建小区社会管理、后续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区、街两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村党委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把基层党建融入到解决好现实问题中去,坚持做到"三个必须",     

浅论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检察监督

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具有监督权,但对于检察监督的内容、方式、途径等却均未作具体规定。在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保障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运行意义重大。本文以新刑诉法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为视角,探讨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意义及目前面临的问题,继而提出几点完善建议。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之司法判定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确定了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为“精神病人”,但是精神病人的认定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存在诸多问题.“精神病”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人格障碍者和性变态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应从严掌握.强制医疗适用对象应包含无受审能力和无服刑能力的精神病人.司法上判定精神病人应将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