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用户算法感知中的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基于用户主体性视角的分析

每个媒介时代都有特定的技术意识，用户媒介实践是技术意识的重要生成土壤。青年群体的新媒介使用经验较为丰富，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算法感知，是透视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棱镜。算法感知，即用户在算法实践中所进行的对算法运作逻辑的理解和推理。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技术、应用、商业等层面理解算法，这反映出效率至上、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技术意识。在具体的算法实践中，青年群体的算法期待与偏差也呈现了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如实用主义与多元正确、隐私感知与隐私意识、技术发展与个人发展、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人性弱点与商业文化、算法客观性与价值观等。这些意识一定程度上是算法语境下用户主体性建构的重要面向。     

《医门棒喝(初集)》医易思想探讨

《医门棒喝（初集）》体现了清代医家章楠的医易思想，主要表现在“医易同出阴阳太极之源”和“《易经》论治世，医经论治身，应重其理而非其辞”两个方面。章楠在书中创造性地以十二辟卦解释了风寒暑湿燥火，以河洛数理论述了“土为太极之廓”的重土思想，并以“易与医皆为中和之道”反驳张景岳“阳少阴多，扶阳抑阴”的观点。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河北场景·党旗红——大美河北

大境门长城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境门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境门始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与居庸关、嘉峪关、山海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关口,由于它是万里长城中唯一一个以门命名的关隘,所以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门”。大境门门楼上镌刻有“大好河山”四字额匾,这是张家口地区传唱度最高的文化名词,“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是1927年当时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书,下面红色的“大境门”三个字据民间传说是由当时年仅8岁的顺治皇帝亲笔所题。     

论数据使用：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的衔接点

个人信息与数据利用在法律保护的价值取向和规则设计上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处理作为规范对象，实际上是对数据使用行为加以规制。对数据使用的理解成为二者有效衔接的关键。解析不同时代技术背景下的数据使用后发现，其法律内涵与具体规则是相互影响变化的。相较于信息的数字化，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使用以实现信息的增量和再创造为目的，呈现出新的核心特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需对增量信息的数据使用行为加以判断，建议在现有规则下增加用户感知标准。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国际安全态势分析与预测(2016-2017年)

2017年最新出版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对世界上169个国家的安全态势进行了排名,从而为理解当今的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同2016年版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相比,新版的感知指数在变量选取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主要特点是对变量的数量进行了精简,将变量数量从先前的五十余个缩减到十余个,并且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变量,以求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国家对于安全的客观需求。同时,2017年的研究报告实现了变量的动态调整,即坚持在开放的数据源当中随机挖掘数据,以保证随机变量可以不断涌入,从而实现可以剔除冗余变量以及寻找最紧密的关联关系。通过定量分析,可以发现2016年各个国家的安全态势相比于2015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全球整体安全形势渐趋恶化,欧洲正在滑入“恐怖深渊”；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多事之秋”,西亚北非深陷全球冲突“风暴中心”；全球恐怖主义由传统活动区域向周边国家扩散,“独狼式”攻击成为恐怖攻击新潮流。在此背景下,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排名变化较为明显,西欧地区的安全态势呈现出恶化的趋势。     

市县公安机关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推进市县公安机关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公安机关遵循职权匹配、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的改革逻辑，探索形成职能统合、垂直管理、虚拟机构等模式，但仍存在多层面的难点阻力。应着眼构建公安机关实战化职能体系、突出市县主战新要求，做好改革顶层设计，解决改革配套保障问题，优化改革实施路径，渐进稳妥推进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助力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