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要义解析

正0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     

“季节计划”与新形势下的中印文化合作

<正>2014年6月21日,印度文化部与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IGNCA)正式颁布了题名为《季风:海上航线与文化景观》(Mausam/Mawsim:Maritime Route and Cultural Landscapes,Project Mausam,简称"季节计划")的计划。该计划宣称未来要加强印度与印度洋地区国家在人文交流上的合作和相互了解,增进相互关系。"季节计划"出台后在印度引起广泛讨论,而讨论者多把"季节计划"与中国的"21     

从独白到复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论辩式教学探索

从独白到复调的转换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状态,这已被经典社会理论家们所阐发,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塑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复调社会条件.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理念、教材、教学过程等方面呈现出独白性特征,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一元引领带来阻滞.通过搜集和激活课堂异见的方式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论辩式教学是呼应当代复调社会条件的一次有益尝试.     

卷首语

<正>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今年中共中央又出台《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行全面梳理,显示出中央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劳动关系矛盾的性质特点,怎样才是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以及怎样诠释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六个要点

正01正确对待俄国革命经验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     

试论中国古代官员创新的特点及局限

研究中国古代官员与创新问题、创新特点和局限,对于今天的政府创新乃至整个社会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政府绩效管理学》序

包国宪教授所著的这本书,与我们在案头或书架上经常看到的《政府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概论》、《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等著作不同,不是一丁半点的区别,而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别。这本书是将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提炼和拓展为一门学科。因此,这是一项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整合建构,形成"绩效管理学"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学科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学科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一个学科     

“贵州时间”的变与不变

在全国两会上，贵州今年依然抢眼，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引领话题、传播形象、集聚力量的“贵州时间”。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反映"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利益在住房领域的实现问题,它们在住房政策中各自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入分析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行为,有助于有效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切实防范或降低、治理住房政策风险。在明辨三大核心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等不同主体的住房政策心理与行为,并提出启示性思考。     

论耻感的评价活动机制与意识形态化

耻感是人的行为与内化为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差距甚至冲突时所产生的痛苦体验,因此耻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评价活动。其评价活动机制与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以内化的一定社会的良心(心中之善)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以否定的痛苦的灵魂锤击的心理情感方式显现出来,通过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心中之善的冲突过程、主体对心中之善的确证与升华过程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道德审判与自我心灵拯救。耻感的评价活动不仅在个体主体身上发生作用,而且以群体主体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把适合自己统治的荣辱(耻)观"群体化"、"普遍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耻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民众评价活动和权威评价活动的上下互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引领而形成的。只有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中,在关照现时代人民的诉求过程中,并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内化为民族耻观,构成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人们的道德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