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百年祭

一百年前,秋瑾(清末著名的民主革命者,字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因为爱国反清,1907年7月15日,被清政府杀害于浙江省绍兴市轩亭口,年仅     

和谐世界与国际秩序

国际旧秩序的弊端凸显建立和谐世界的必要性。建设和谐世界,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构建和谐世界是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升华与发展。     

一月大事记 （2005年10月21日～11月20日）

10月24日～26日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以祥带领陈洪范、沈秋萍、张银海、符文朗等省人大代表对新乡化纤三期工程扩建项目、金龙铜管股份有限公司钢管项目、焦作林纸一体化项目、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子午胎项目和济源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铅锌资源回收利用项目等进行了视察、     

劳动的经济学哲学底蕴与剩余价值哲学——马克思劳动理论与剩余价值哲学关系的探讨(八)

<正>劳动一般被视作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哲学的中心范畴,也是源自劳动本身所具有的直接而又深厚的经济学底蕴。研究和把握劳动的经济学哲学底蕴,其意不仅在于强调劳动这一范畴所体现的经济学、哲学这二者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且还在于要认清这一独立范畴在发展变化中由经济学走向哲学,并最终成为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的历史演进、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

“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是马克思国家理论中的重要命题。追本溯源,“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传承下去。正本清源,“打碎旧国家机器”思想在其提出之初的核心要义是取消旧的国家机器,实行直接民主。作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打碎旧国家机器”与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主张上有着本质区别。立足现实,应辩证看待该思想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该思想具有一定的政治空想色彩,不应在现实中机械照搬;另一方面该思想对于中国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应予以吸收借鉴。     

《新青年》月刊五次迁址考略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革命刊物,以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先后出版过月刊、季刊和不定期刊.《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最重要的主编是陈独秀,其他任主编的还有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瞿秋白等人.《新青年》杂志于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63期.杂志出版时间长达11年,这其中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整个过程,也经受了许多艰辛和磨难.     

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     

刘鹏、刘志鹏:工作专班——新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过程与生成逻辑

作为一种新型议事协调机构形式,“工作专班”近年来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区别于领导小组、指挥部等传统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专班具有履行执行职能和承担个体责任的双重特性,包含了周期性会商、现场处置、信息沟通和督导检查等基本工作内容。作为近年来一种迅速发展和推广的议事协调组织,工作专班设立很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是领导小组式的传统议事协调机构的翻版。     

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性与规范构造

关注于行为在规范上偏离“一般人”标准的新过失论思考模式助长了当前司法认定当中过失犯、行政犯的过度扩张趋势。应该回归修正的旧过失论，夯实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证明。基于修正的旧过失论的立场，可以将结果回避义务视为承认或阻却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而结果回避可能性的不存在具有将实行行为止于未遂的机能。故意犯未遂与过失犯未遂在行为构造上可以相同，两者不同的可罚性由责任阶段的评价所决定。故意与过失只能通过责任阶段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与认识可能性进行区分。在社会行为论的基础上，实行行为理论不仅实现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实质化，而且具有与客观归责理论同样的效果。在此前提下，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应该围绕行为人的认识问题而非行为问题展开，故意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对结果发生具体可能性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程度的有认识的过失依然只是一种“认识可能性”。无认识的过失要上升为刑法规范所苛责的恶，需要在认识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考察认识可能性，并在证明上严格达到“应当预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