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经济思潮若干新动向

国家干预不是没有风险,不是没有代价,但是不干预的风险更大,代价更重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西方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人们广     

海南学者风采（二十）

唐镇乐,曾用名唐赫梓,男,1952年8月出生,汉族,海南省万亍市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学士学位。现任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经济学教授（二级）,中共海南省委宣讲团成员、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重点专家。     

论政府的制度型再造与业务型再造:以有线电视部门为例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政府再造演化机制的理论框架:根据对西方政府再造理论与实践的梳理,提出从制度型再造到业务型再造的演化路径。结合英美国家有线电视部门再造的案例分析,深化了对政府再造的演化机制及其和政府职能转变之间联系的理解。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回顾,对我国有线电视产业部门和规制机构再造所处阶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政策应用分析。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其他政府部门设计再造的路径和方案提供一定的借鉴。     

新加坡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研究——以语言经济学为视角

正语言政策的定义是:"在社会群体中,用系统的、理性的措施来提高综合福利和改变语言环境。这类措施主要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或实施,针对的对象是法制区内所有居民。"[1]语言政策已经成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实用语言学分析和研究的主要方面。     

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理论模型——基于Pelikan模型的扩展

本文在演化经济学的视角下研究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问题。在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研究综述基础上,分析了Pelikan模型的不足之处,然后借用Mokyr关于宏观发明和微观发明的分类以及Williamson关于制度层级的论述,拓展了Pelikan模型,并指出技术和制度协同演化的驱动力是宏观发明,而且这个驱动过程是一个达尔文过程。     

谎言经济学

《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     

法经济学视野下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中的他律与自律

广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针对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及契约安排,并涵盖市场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两个部分。狭义的公司治理仅含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不包括治理中的外部体系。本文所指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公司治理的两种基本模式为国家强制与公司自治,本文称之为＂他律＂与＂自律＂。从法律视角界定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他律指通过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体现国家强制,直接要求公司治理相关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并对违反义务性规则的主体作出否定性法律评价,实质是为治理有序、维护社会利益提供保障。有限责任公司治理自律指以公司章程为统领,通过授权性规则实现公司自治,表现为公司治理中的相关主体可以作为、不作为或要求别人作为、不作为,实质是为公司治理的自主行为和良性互动提供行为模式。在私法自治的框架下,公司自律的主导性是不证自明的。但20世纪后随着＂私法公法化＂和＂法律社会化＂,公司法的公法特征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公司治理自律与他律的博弈是很有裨益的。     

快乐公共政策的构建——以快乐经济学的视角

幸福快乐是人类行为唯一理性的终极目标,公共政策应当致力改善影响民众幸福快乐且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就业,加大公共支出,适当引领生产与消费等.政策构建模式上应当注重民众的主体参与和议程的设置,以便制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与快乐的公共政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通常被视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基本成熟的标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被认为是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二者的基本精神和思想观点完全一致.只是马克思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基本思想,却把这些思想误认为只是对费尔巴哈工作的继续,是属于费尔巴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穿着费尔巴哈外衣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脱下费尔巴哈外衣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考量：源流、批判与拓展

经济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后果的一门学科，“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前提。从经济学史方面考量，“经济人”假说经历了纯粹“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和“有限理性经济人”等几个阶段。各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与修正，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解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的理论支撑。基于传统“经济人”的伦理缺陷．在生态文明时代．提出“生态理性经济人”可能是“经济人”假设的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