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统计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状况,以及比较不同时空条件下未成 年人犯罪的严重程度。对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性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上,有必要掌握尽可能准确的统计数据,并 分析数据下潜藏的犯罪原因与趋势,进而寻求有的放矢之对策。     

网络监管

韩国禁止游戏玩家交易虚拟货币；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博客发表政见无需向政府登记；美国特洛伊木马病毒制造者获刑五年；日本电脑犯罪率上升40％警方重拳出击。     

一切为了回归——浙江省监狱“5＋1＋1”教育模式侧记

2008年,周永康同志提出：“耍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     

地区治安危机感知模糊评价与预测

地区民众与警察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个对治安状态的危机感知,这种意识的作用往往大于对统计数据的依赖。文章跳出传统犯罪统计与数据分析的研究框架,运用感知调查量表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地区治安危机感知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首先建立了治安危机感知概念,并且确定了地区犯罪率和违法率的感知等级,然后,通过对某地区的感知问卷调查,得出了治安危机感知度,根据感知等级度与犯罪率与违法率对应数据区间的分析,得出了该地区治安危机感知的评价结果和预测结果。     

试析“首要标准”的理论价值

周永康同志关于“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以下简称首要标准’的重要论断，是客观直面监管工作的历史进程，准确判断监管工作的发展变化，理性把握监管工作目标方向的科学箴言。“首要标准”的创立施行，对于监管工作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体育场馆要“四看五躲”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对全世界的球迷来说无疑是一场盛宴。但是南非的高犯罪率、恐怖袭击阴影一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隐忧,球迷被抢事件常见诸报端。在此,我想给亲临现场的朋友一句忠告,到体育场馆要做到＂四看五躲＂。     

劳教人民警察职业化建设研究思考

2008年，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要把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标志着“首要标准”主体地位的确立。在此指导下，浙江省劳教局启动了《民警职业化教育培训2009—2011年行动计划》，并把加强队伍职业化建设和教育矫治机制建设列为“示范建设”的五个方面之一，意义凸显，影响深远。笔者试图从职业化建设和“首要标准”内在联系入手，分析当前职业化建设存在困境，“首要标准”对职业化建设客观要求，研讨职业化建设发展空间和实现途径，以期对提高“首要标准”有所裨益。     

书评：克雷曼教授《重刑时代的落幕——如何降低犯罪率、减轻刑罚》

马克·克雷曼的书内容详实、实用，该书运用目标干涉、社区监管、快速问责等理论为刑事法律政策与实务工作带来更多一致性和公信力。结合数个美国司法管辖区下就不同刑法条文内容所进行的实验，克雷曼先生认为量刑制度的设计与运用需要从重刑转向轻刑，即诸多18世纪理论家所指出的①，对于大多数罪犯而言，     

“90后”犯罪：教育与爱的缺位

在2015年前后，“90后”犯罪率逐年激增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他们逐渐走过青春期，开始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将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