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惩罚走向预防——中国政府加入《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相关问题研究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是联合国制定的一个重要国际人权文件,是通过建立一个由独立的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对存在被剥夺自由者的地点进行查访的制度来促进禁止酷刑公约的实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从惩罚酷刑行为向预防酷刑发生的重大转变。中国迄今还没有加入该任择议定书。中国政府是非常有必要加入这一任择议定书的,同时加入该任择议定书目前在中国也是具备可行性的。当然,中国政府如加入该任择议定书,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加入该任择议定书标志着中国对酷刑的遏制从惩罚开始走向预防,也是中国人权、法治、民主进步的重大机遇。     

论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

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应该是董事对公司的法定义务.为了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对公司忠诚,这既有法理基础,也有实践价值.为了履行对公司的诚信义务,董事行为必须受到某些限制,不能从事法律禁止之事.     

从业禁止刑法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之一增设的3款规定属于从业禁止刑法规定。从业禁止刑法规定具有针对性、附属性、酌定性、补充性、过渡性等特征。利用职业便利包括但不限于利用职务便利,"职业"之理解必须结合前置法规范进行判断,且必须是合法有效的职业。确立行为人所应履行的"特定义务"的法律根据必须是施行于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对于地方区域性的义务设定和行业性的自律义务设定应当从严认定和把握。该规定中的"刑罚"不包括免予刑事处罚、非刑罚处罚措施、附加刑、宣告缓刑等情形,而应是指死刑和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但具体宣告时间需要区别对待。其适用对象必须是自然人,不包括单位。无论独立适用主刑或者主刑与附加刑并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应当仅指主刑执行完毕之日。从业禁止规定的效力应当适用于刑罚实际上就是主刑执行期间。对本条第3款的理解应当是行政法等前置法规定优先于刑法规定适用。从业禁止刑法规定的引入,凸显现代刑法对"(行为)人"要素、处遇个别化的关注和重视,应当通过建立和完善针对特定人群的社会调查制度和从业禁业规定适用必要性审查机制等实体、程序方面的举措,保障从业禁止刑法规定的准确理解和妥当适用。     

谈《禁止酷刑公约》的几个问题

目次一、关于酷刑定义问题二、公约的运行问题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使用酷刑问题四、对酷刑的普遍管辖权五、禁止酷刑与限制自由六、禁止酷刑与讯问人类施行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待遇由来已久,禁止酷刑及残忍、不人道待遇和处罚的努力也源远流长。中国西汉时期的路温     

浅论我国宪法公民社会权利条款的完善

我国现行宪法的公民社会权利条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应该及时修改。把市场条件下必备，各国宪法常常加以规定，我国部门法中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写进宪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宪法发展的需要。     

对现行《婚姻法》部分内容的几点修改意见

本文对现行《婚姻法》中禁止结婚的疾病、婚约、无效婚约、婚后互为家庭成员等内容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周边风云

<正>伊朗列国际组织黑名单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伊朗当局1月5日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其中包括BBC、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     

不容许的侦查陷阱对被唆使者刑事责任的影响——德国法视角的分析

德国司法判例认为不容许的侦查陷阱构成对被唆使者的刑罚减轻事由,德国学界则主要存在着不容许的侦查陷阱导致证据使用禁止、形成程序障碍或者构成刑罚排除事由等见解之间的争议.本文在归纳总结了各方观点后指出,在德国法体系中,不容许的侦查陷阱之所以不被容许,根本原因在于其侵犯了<德国宪法>第1条第1款所规定的人性尊严和<德国宪法>第2条第1款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并对各种见解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德国刑事证据禁止理论问题研究

<正>一、德国刑事证据禁止理论概述德国的刑事证据禁止理论最初由Beling教授于1902在图林根大学率先提出,随后成为德国刑事诉讼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刑事证据的禁止,即如果调查取证程序损害了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些证据不能在庭审中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设定证据禁止理论的目的,主要为了避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重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负担。     

京瓷案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救济令的影响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于2008年10月14日对京瓷无线股份有限公司v.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案做出的判决标志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救济措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判决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无权发布有限禁止进口令禁止非被告的下游产品进口到美国.表面上,这一判决好像有利于中国公司(特剐是作为被告的中国公司),但是.原告可以制订新的策略来应对这一变化.因此.被告应对原告在京瓷案的判决之后所采取的潜在新策略有所预计.并制订相应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