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理论的再梳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遵循罗尔斯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里,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并认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决定了结果的实体正义.在学术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产生了涟漪:赞同观点和反对主张同时存在.作为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里,罗尔斯修订了其在<正义论>里的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的正义性,部分依赖结果的实体正义性.学术思想的修正,并不代表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放弃,而是加强了程序正义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石.     

论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价值——兼论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公诉案件进行"过滤",从而抑制公诉,防止不必要的和无根据的审判发动;二是对公诉案件进行"分流",使不同刑事案件适用繁简不同的诉讼程序,防止简单案件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或者是复杂案件适用简单的诉讼程序;三是保障人权并节约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预审法官制度"等完善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构想.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认定

股东发生变更、关联公司走私、分支机构和内设部门走私、一人公司走私、挂靠企业走私等问题在单位走私主体的司法认定中争议较大。在认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时,对携带兼具文物性质的珍贵动物制品行为入境的行为能否犯罪化,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与量刑,以及如何理解国家禁止进出口珍贵动物的含义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日本房屋征收制度的基本状况

在财产权须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宪法规定之下,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遵循"无补偿即无征收"的原则,建立了分别针对确认项目所具公共利益性质的项目认定程序制度和调整、保障私人利益的裁决程序制度。当两项程序中产生的行政行为有争议时,分别适用行政诉讼中的撤销诉讼和当事人诉讼。此外,该法律还为通过自愿收购取得公共用地的方式设置了调解、协议确认和和解等特别程序。     

美国电子管理系统劳工移民审查制度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为了长期在中国工作和居留提出了移民申请。我国应该加强关于外籍人士移民中国或准许外籍劳工在中国合法工作的立法,设立合理有效的机构推动此项工作。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劳工移民成熟立法的研究有助于在中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劳工许可证制度或劳工移民制度。美国以电子管理系统为基础的劳工移民审查制度很好地体现了美国移民法规的立法目的,即一方面鼓励吸收能对美国社会作出贡献的高技能外籍劳工,另一方面保护美国本国劳工免受因外籍劳工的准入而丢掉本来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美国电子管理系统劳工移民审查制度良好的程序保障在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检察监督权之检讨——以民事抗诉权之运行为例

民事抗诉是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启动制度,其在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失误以及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民事抗诉权的行使与审判权的运行似乎越来越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其间产生的种种弊端也无不昭示现行抗诉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本文就民事抗诉制度在理念上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对民事抗诉之现状及现行法律的缺陷作一简单的分析,并对如何加强对民事抗诉的程序制约以及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提出设想。     

骗购外汇犯罪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案例一 :1997年 9月 ,王某以天津鸿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中国人福新技术开发中心进出口三部 (以下简称“人福中心”)。 1997年 9月至 1998年 5月间 ,王某先后从他人和公司的用汇客户处 ,以高于国家外汇牌价的价格 ,汇集购买外汇的人民币 10 .9亿余元。后用其中的人民币 2 0 0余万元 ,向他人购买伪造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30 0余份 ,并组织他人利用计算机及相关技术印制厂与伪造的报关单相配套的假合同、提单、发票等 ,在伪造的合同等单据上加盖私刻的印章并伪造了中英文签名。王某利用 2 84张伪造报关单及配套…     

政协建议得到采纳 常州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日前,中共常州市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这是市委采纳市政协建议,以"大调解"为基础,综合运用多元主体、多种方式和专业化调处方法来应对社会矛盾多样化、专门化和扩大化趋势,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制度化的重要举措。     

如何把握刑侦过程中宽严相济的原则

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我国司法界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对于"宽缓"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鲜有探讨。根据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尽力避免"立案扩张"的做法,并严格规定和执行立案程序。     

变革 转向 契机——看台湾艺术新世代

台湾新世代艺术家们在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似乎本能地变得非常地自觉，自觉到个体和他者、历史和社会等诸关系的角力。这种创作主体的高度自觉已从”艺术是什么”的本质论思维转变到“艺术可以是什么”的认识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