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状态法制中的不可克减原则

“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是紧急状态法制的重要法律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即使在危及国家生存的紧急状态,一些基本权利也无论如何不能被克减.不可克减原则对国家克减公民权利设立了清晰的界限,直接体现了紧急状态法制的基本价值,有助于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间的平衡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在我国紧急状态法制中确立不可克减原则是宪法人权保护原则的必要体现,是完善我国紧急状态法制,促进应急管理法治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未来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为此,我国宪法应对克减权和不可克减的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     

天下眼

埃博拉疫情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截至8月6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四国报告的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病例数累计达1779例，其中961例死亡。该病毒目前无法治愈，亦无疫苗，其死亡率高达50％至90％。世界卫生组织9日宣布，此次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有报告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都应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下警察权的重构

紧急状态意指社会失序状态,其危害性使警察权的行使成为必要,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因其在特定的背景下行使而具有独特性,为确保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发挥真正作用,必须根据其自身特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     

应对甲流，你准备好了吗？

从2009年4月13日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甲流病例出现至今已超过半年，但甲流真正成为人们心头的阴影，还是在进入2009年秋季后第二波甲流高峰到来的时候。全球范围内，甲流已造成数千人死亡。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韩国将疫情警戒级别升至最高。美、日、法、英相继启动了全国性甲流疫苗接种活动。     

蒙古夏日之乱折射转型之惑

蒙古国地处亚洲腹地、中俄之间，地缘位置特殊，矿产资源富集，是地区内外大国关注的对象。2008年6月底7月初，蒙议会选举争议引发蒙自民主化转轨以来最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骚乱，导致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包括执政的人革党党部在内的多座建筑被纵火焚毁，首都乌兰巴托一度进入紧急状态。蒙夏日之乱，使这个一贯低调的内陆小国骤然曝光往世界各大媒体的聚光灯下。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保障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必须行使紧急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恢复社会秩序,因此紧急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作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使然,必须同时对紧急权力加以限制,以使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保持在合理限度内,这样才能真正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论修宪与我国紧急状态制度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标志着我国对紧急危机认识的深化和国家危机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作为一个危机多发的国家,"紧急状态"概念在宪法中的使用,为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紧急状态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将有力地推动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危机应对事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