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岗三日”引领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化、常态化

2012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结合区情实际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践，积极探索，打造志愿服务活动品牌，全面启动、组织实施了“南岗三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引领学雷锋志愿服务向组织化、常态化方向发展。     

农业经营体制创新问题思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最近一段时期,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多元化服务组织成为社会各方面热议的话题。本文结合十八大报告精神学习和农业农村实际,就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创新农业经     

国家与社会博弈逻辑中的乡村自治

本文沿着“推进村民自治的目的,民主主体理性的培养,自治主体的组织化,旧非正式组织的改造,正式组织的革新,乡村与国家权力边界的界定,社会权力的扩张,两种民主的结合”这一前后相继的分析路径,求解乡村自治问题。     

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民工队伍将进一步壮大。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还存在组织化程度不高、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构成了我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是一个需要引起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要站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农民工问题，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作用，切实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加快相关立法工作，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健全农民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推进农民工的职业化、市民化。     

北京会所，隐秘的圈子

会所,代表的是市民社会的人际网络。社会组织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资源。早在封建社会,中国即有各种文人雅局、歌乐妓馆,但彼时是官学一体,而现在经过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变成了官产学的结合。     

国企改革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与镜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本文基于对国企改革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业已在部分地方探索试验、以"确权"和"市场化"为主要目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防范四大风险:一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偏离产权主体利益的风险;二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的风险;三是产权改革成本难以分解的风险;四是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风险.由此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改革必须坚持以诱致式制度变迁为主,保持制度变迁趋向与参与主体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促进农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土地产权交易;必须努力构建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解机制;必须实行行政与经济职能分离.建立有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把握的着力点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广大农村还存在着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组织化程度不高、文化生活单调等诸多问题。因此,在强调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当前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正经历着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和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如何使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顺利走向统一的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既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现实出发,提出的重要治国目标、治国方略和治国机制。这一重大现实命题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优化和提升为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界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我们所生活和所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单元或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或有机体,这其中利益博弈是各类要素或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本专栏的五位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深层次的关联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得出了比较新鲜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政治发展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乡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乡村民主政治的完善,实现政治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政治关系的优化,在乡村政治权力间形成彼此的制约与均衡;有利于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促使现代政治结构的建立;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提升现代政治参与效率;有利于实现乡村政治社会化,走向基层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