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单位犯罪的主客观要件问题——借鉴英国刑法中法人过失杀人罪的判例

界定单位犯罪行为的标准，除了考虑由法定代表人或决策机构人员集体决定，体现单位意志或单位意志支配下，为单位谋利益等特征外，还应考虑由于单位自身的缺陷等因素，其他普通工作人员对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形。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不仅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且过失可分为非获利性过失和获利性过失，特定的过失和非制定的过失两类。对此，应在刑法总则中有所规定。另外，应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增设单位过失犯罪的条款。     

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其刑事责任豁免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虽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乏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的案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很有必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实行罪行豁免,并适当放宽刑事责任豁免案件的范围。同时,为了保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们还应该设置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     

日本:你为什么还在沉迷旧梦--论德日对战争罪行史的不同态度

德国法西斯战败,国内经济崩溃、政治沦丧,民众精神空虚冷漠、麻木,国家民族前途渺茫.但在外力的引导下,民众经历了分辨--认识--痛恨纳粹罪行的转变过程.他们逐步深入反思德意志历史,对传统文化糟粕,逐一清点、扬弃,精神面貌开始净化、升华.二战后,德国社会精英的一贯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尊重与敬佩.日本战败初期,国家与社会情况与德国大致相同.但后来所走道路却截然相反.种种事实表明,彻底否定军国主义思想文化、谴责侵略战争罪行,仍是摆在"大和民族"面前远未完成的艰巨任务.     

10年赡养诉讼:沙特国王“秘密妻子”的爱和恨

正2014年6月9日,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罗斯法官的裁定让同沙特王室抗争了10年的贾南·哈布终于看到了正义的曙光。贾南是沙特阿拉伯已故国王法赫德·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秘密基督教妻子。2004年1月,她开始了与沙特王室的漫长诉讼——要求对方履行对自己和女儿的供养承诺。虽然法赫德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的律师一直以国家元首豁免权为沙特王室庇护,认为英国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无权审理贾南的诉讼,但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的裁定最终肯定了贾南的追讨权,为全面聆讯开辟了道路,也使沙特王室面临生活和商业隐秘曝光的危机。同时,贾南将自己与法赫德的秘密生活写成了一     

高速行驶汽车号牌自动识别系统的推广应用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车辆保有量及交通出行量猛增。对事故、违章逃逸、机动车盗抢和以机动车为工具流窜做案的快速侦破查处,成了我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一大难题。全面实行对城市主要出入口及关键道路、交叉口的连续监控,是解决这一难题、打击犯罪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车辆自动识别技术,做到自动识别、快速处理和报警是及时快速处理这类案件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并能降低人工判别的误漏及劳动强度。 车辆自动识别系统是指当车辆通过某一特定地点时,自动将该车的身份识别出来的技术统称。车辆的身份,指车辆本身的代表符号以及固有的…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这8种犯罪是指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上有罪行说、罪名说两种观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罪行说和罪名说的基础上引入附条件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对于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一定意义。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对传统罪行说与罪名说的重新解读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如何理解这一规定,存在着罪名说与罪行说之争。实际上,罪名说与罪行说并不存在差异,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要实施了八种罪行的,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其所确定的罪名应当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另一种解释

罪行说和罪名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存在封闭性和静止性的缺陷。对该款的解释基本上不是一个智识性问题,而是一个政策性问题。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责任范围的划定反映了统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爱恨交错、教罚并施的矛盾心态。《刑法》第17条第2款中的罪并不意味着要么是罪行,要么是罪名;而是意味着有时候是罪行,有时候是罪名。     

罪刑法定视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我国特定的民族地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秩序、定分止争的功能,排除习惯法适用的罪行法定原则并未使习惯法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少数民族习惯法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司法操作的可能.在基层司法的特定案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作为一种出罪依据能够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刑法典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预设的制度空间,为其进入国家制定法提供了现实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