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互联网的法律风险及其立法应对

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了诸多变革,虚拟社会、人机互动、算法规则使得现行法律制度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法律价值上,传统法律正义观难以衡量一些抉择;法律关系上,既有的法律规范无法涵盖和调整一些新权益;法律适用上,司法制度遭遇障碍,等等.出现这些挑战的症结在于现行法律的过度滞后,除了法律天然的滞后性,保守的立法原则和繁复的立法程序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确立立法的适度超前原则,探索网络技术标准法律化,促进网络立法智能化,制定网络"基本法",建立适合智能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法律体系.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立法保障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于2019年9月修订通过,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修订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是完善我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入实践,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后疫情时代政府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及制度指引

自次贷危机以来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各地经济不容乐观,不仅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地地方经济支柱也正处于资金链断裂、破产频发的困境.为挽救地方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在中央政府有关纾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运用纾困资金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但在纾困的过程中却存在疏于尽调、合规不足、风险隔离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种种问题,有违纾困初衷.对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升级、金融风险防化和区域金融改革等目标为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进行制度指引.     

张文博:特殊罪犯的心灵改造师

个人简介张文博,1982年生,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沐集监区党委副书记。他于2006年参加工作,获“全国监狱劳教(戎毒)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24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不能以应急思维建设应急法治

"紧急状态无法治"早已成老皇历,法治不仅是常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人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必然选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既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公共治理的智慧。疫情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献计献策,探寻疫情防控之道,"法治"成为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连日来,法律界和社会舆论提出了诸多法律上的意见建议,从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到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完善,尽快健全我国应急法治成为共识。     

筑牢疫情防控的法治法治堤坝

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