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扩大

随着中国加入WTO ,过于狭窄的原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经不能适应WTO形势及其相应规则的需要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势在必行。当然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并非是无限的 ,应处理好行政权与司法权以及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从扩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以及扩大行政诉讼法的权利保护范围四方面做起     

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个真实的案例反映了现实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以上不同决定时,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起诉,其他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推而广之,行政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文将行政机关分为具有民事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两种情况,阐释了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原因,并对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具体情态进行了探讨.     

斩断跨越国界的拐卖黑手——中越联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势头正劲

早上8点,中越两国界河北仑河上已热闹非凡,满载越南、中国乘客及货物的小船穿梭两岸,边境贸易在喧嚣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北仑河连着海,落潮时河道只有20多米宽。小贩们只需花五角钱就可以乘摆渡从越南到对面的中国东兴市场去卖水果、香水和海产品之类。这些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美国商标合理使用原则的最新发展：the Beach Boys一案评析

商标合理使用,是指他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以正当地使用权利人的商标,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并不必支付商标使用费。商标合理使用原则是商标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商标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该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商标权利人与他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商标合理使用是法律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以王斌余案检验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无力为司法程序和司法判决提供有用的启示和指导,这种理论的前提缺乏经验基础,论证也出现了自相矛盾,并且由于忽略了司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权力运作而从总体上误解了司法过程所追求的现实目标。当法官从实在法范围内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判决结果时,应当求助于社会科学的论证,而不是道德哲学的论证,后者无力为法律疑难问题提供决策方案,充其量也只能够大致满足公众寻找正当性依据的心理需求。     

试析高等学校能否成为教育类行政诉讼被告

随着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正日趋完善,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和种类也是与日俱增,涉及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纠纷的案件更是越来越多。但是,高等学校究竟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还存在许多的疑问。笔者就针对高等学校能否成为教育类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进行分析,帮助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教育类行政案件。     

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     

从旭普林公司案看我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

运用国际商事仲裁的一般理论和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结合我国法院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根据该院仲裁规则就德国旭普林公司案在我国上海作出的仲裁裁决所实施的司法监督,探讨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与涉外裁决、外国裁决和《纽约公约》项下的非本国裁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此认为本案项下的裁决,既不是我国裁决,也不是外国裁决,而是《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本)国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