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制度成为“花瓶”

看罢这个题目,您可能觉得幼稚可笑:这还用问,制度不就是管人的吗?其实不然。君不见一些单位的制度可谓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年年变样,岁岁翻新,但制度往往“喊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从法案到法：程序及其完善

从法案到法的阶段 ,是指“由法案提出直到法的公布的一系列正式的立法活动所构成的立法阶段” ,它是立法主体通过法定程序产生正式立法文件的阶段 ,须经历提案、审议、表决、公布四项主要程序。(一 )提案阶段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程序及其完善所谓提案 ,是指享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 ,依据法定程序向有权立法的机关提出关于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规范性立法文件的活动[1] 。其核心内容是立法提案权的归属和行使。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有权向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的主体有 :大会主席团、常委会、各专门…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明确性原则关系之辨正

在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明确性原则关系的探讨中,传统刑法理论从明确性原则角度审视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往往自陷困惑。如果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本身存在的原则基础出发,审视其与明确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谁来监管国企破产

由于监管主体的模糊不清和制度设计的缺陷,一些处于破产与改制过程中的国企常常成为少数人吞噬国资的盛宴,淄博电器设备总厂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正在开发的"淄博首席别墅级景观名宅—"城市风景",位于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今年五十多岁的石广元,生活极其穷苦,几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高尚住宅",但他还是忍不住经常来看上一眼。眼看着5座大楼在一天天长高,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法律关系解读

从法律关系的视角,探析我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的法理意蕴,应当强调公民是人权关系的权利主体,而国家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担当义务主体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同时要正确理解国家概念及其变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人权主体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关涉权利平等问题,个人人权、集体人权和群体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人权的分类既有传统的分类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分类方法,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和保障人权的义务是两种内涵不同的义务。     

希伯来法中商业交易规范考辨

希伯来法是西方法律文明和英美法的源头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希伯来的商业交易规范是以《圣经》为法律渊源,源自习惯法则和宗教信仰,由此倡导契约守信观念和诚实无欺的贸易规则.从摩西时期的《圣经·旧约》到犹太教法典编纂时期的《塔木德》,商业交易规范形成与发展折射出希伯来商法的演变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商法成长的最初概貌,因此对其做一细致的考证,在外国法律史研究上颇有补正的功效.     

从事实到规范:物权法民意基础的实证研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

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判断标准,物权法对土地制度发展的事实,既有呼应,也有背离、漠视、逃避和模糊。呼应主要包括:明确坚持保护私有财产;妥善规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登记的效力、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理等。背离表现为:继续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漠视表现为:未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类型和取得时效;未明确承认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等。逃避表现为:未能明确统一登记的具体机构及其设置等。模糊表现为:未能清楚界定征收条件、征收中物权的变动时间、登记审查等。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认定

股东发生变更、关联公司走私、分支机构和内设部门走私、一人公司走私、挂靠企业走私等问题在单位走私主体的司法认定中争议较大。在认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时,对携带兼具文物性质的珍贵动物制品行为入境的行为能否犯罪化,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与量刑,以及如何理解国家禁止进出口珍贵动物的含义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骗购外汇犯罪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案例一 :1997年 9月 ,王某以天津鸿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中国人福新技术开发中心进出口三部 (以下简称“人福中心”)。 1997年 9月至 1998年 5月间 ,王某先后从他人和公司的用汇客户处 ,以高于国家外汇牌价的价格 ,汇集购买外汇的人民币 10 .9亿余元。后用其中的人民币 2 0 0余万元 ,向他人购买伪造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30 0余份 ,并组织他人利用计算机及相关技术印制厂与伪造的报关单相配套的假合同、提单、发票等 ,在伪造的合同等单据上加盖私刻的印章并伪造了中英文签名。王某利用 2 84张伪造报关单及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