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的刑法学分析与法律规制

2010年,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连续审理了十余起私家侦探犯罪案件。这次集中审理不仅吸引了广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同时也使得人们再次对私家侦探这一特殊行业进行反思。自1992年资深退役警察端木宏峪先生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以来,私家侦探这一行业便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     

一篇难得的探索研究妙文

《公民导刊》第10期"人大探索研究"栏目编发的《主题活动:加强代表工作的实践探索》是一篇难得的妙文,值得仔细揣摩、认真研读。按照代表法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同样是执行代表职务,它是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工作的延续,也是为开好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因此,组织开展好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是发挥代表作用,提高代表工作整体水平的基础和关键。活动、活动,首先在"动",要"动"才能"活"。     

从灭门逃犯到佛门高僧的17年转变

他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与同伙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制造了灭门惨案他是浙江享有盛名的高僧，结识各路名流，屡次赴国外游历讲学。他的两种身份转变间，横亘了17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终没能逃过“清网行动”。     

多元与分化:改制企业的工人身份认同与生产政治

国企改制后企业的劳资关系,基于路径依赖和市场化导向,有其独特的形态。国家、市场、企业通过意识形态、股权配置、治理技术等各种方式建构、维系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结构。改制企业内部工人身份认同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资源和权利作为充要条件的有无,进而影响了改制企业的"混合型"生产政体形态。     

锤炼党性,做一名“四有”领导干部

正参观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红嫂纪念馆等党性教育基地,让我切实感受到了老区人民带给我们精神上的营养,这是一种大爱精神,对我起到了很好的"补钙"作用。一要心中有党不忘恩。要有感恩之心。牢记无数共产党人的先进事迹,感谢党组织的信任和培养,立足岗位、敬业奉公,以崇敬之感回望历史,以开拓创新之举履行职责。要牢记党员身份。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时刻牢记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共     

论“复行为的隐性身份犯”不是身份犯

法律对身份的规定有两种:法律直接规定(显性身份)、事实间接限定(隐性身份)。在认定隐性身份时要结合单行为犯和复行为犯理论。通说认为强奸罪、抗税罪属于身份犯,女性、非纳税人不能成立强奸罪的、抗税罪实行犯。这种观点理论上站不住脚,用于指导司法实践会造成严重错误。少数学者认为两罪不是身份犯,但论证却不够精细,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惩治通奸罪的优流斯法》的还原及其逐条评注

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制定的《惩治通奸罪的优流斯法》具有重大研究价值，但其文本已佚失，其残篇散落在后世法学家对它的评注中。为了对它进行研究，近代法学家Barnabe Brisson、Johann Wilhelm Hoffmann、Karl Georg Bruns、Elizabeth ClareTilson、M．H．Crawford对它进行还原，其还原结果大同小异。笔者也对该法进行了还原，由此得到一个古罗马刑事单行法的文本。该法包含10个条文，本文对它们一一评注，试图阐发每个条文的立法意图和制度创新，并得出研究结论：它们确立了追诉时效制度、限期羁押制度、刑罚确定化制度，体现了和解的观念、保护人权的观念和正当程序的观念，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罗马刑法的发展水平，但它们也存在男权主义、把通奸不合理地入罪、以同样的刑罚处罚轻重不同的性犯罪、确立拷打奴隶制度，从而为一般的拷打制度开了路等缺陷。     

来信

笔者家住县城,2011年大学毕业,与同龄朋友一起到了找工作的时候,考录公务员自然是不错的选择,但能挤进公务员队伍的毕竟是少数。通过聊天得知,通过公务员招录进入各局工作的只是极少数,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其他各种编制形式在局里上班。有自收自支的,有合同制的,有借调到该局的,也有大量的临时工等等。这"极少数"与"很大一部分"恰如文中谈及的"公务员的缺编与超编"。有的局里,真正有公务员身份,是财政指标的仅有几个人,这几个人一般     

2021年国际安全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加不确定风险上升

2021年,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部张力持续增加,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国际安全秩序受到考验和冲击,国际安全中不稳定因素增加、不确定风险上升。美国强化对霸权的护持,在努力维系原有同盟体系的同时,开始搭建新的安全架构,导致大国竞争继续升温,也使国际安全合作空间进一步收紧。地缘博弈在一些地区引发紧张和冲突,潜藏着较大的失控危险,也孕育着新的分化组合。国际安全治理存在诸多缺失,原有的秩序出现松动和失效,新的规范又难以确立。总的来说,国际关系不断进化的趋势没有改变,全球范围内对推进合作、强化协调的需求相应增加。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及改革

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上采用了结合式,但是该种方式导致了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模糊混乱等问题。在改革行政诉讼受案确定方式的过程中,应当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