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成为公民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建设性场域。文化公民身份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对传统公民身份进行了修正,以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层框架容纳包括公民身份实质维度和积极公民身份观在内的多元理念,将文化、符号、参与、认同等要素融合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为公共沟通和对话提供一种共同话语体系。社会认同建构是个体社会身份确证、心理情感归属以及观念与行为互动的过程,它通过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纽带在抗拒性、规划性和合法性三种认同方式中的转化发展。     

刑讯的识别与实践样态

"两高"司法解释对刑讯的界定未包括精神刑讯,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相比存在差异。刑讯的识别应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采用的手段或方法,二是对嫌疑人造成损害的程度。构成刑讯的手段要件有肉刑、变相肉刑及精神折磨。对嫌疑人造成损害的程度应注意把握以下方面:第一,由于构成刑讯的疼痛或痛苦需要达到"剧烈"程度,因而,行为手段应具有一定的严重性。第二,在判断行为手段造成疼痛或痛苦的程度时,应避免"一刀切"。第三,在运用经验法则和常识进行判断出现困难时,应当聘请专家介入并以医学、心理学标准进行评判。就结果而言,如果讯问手段对嫌疑人造成了身体或精神上的实质性伤害,则应倾向于认定刑讯。在刑讯与酷刑、不人道及有辱人格待遇关系上,基于获取供述的目的,我国意义上的刑讯除当然包括酷刑外,将不人道及有辱人格待遇纳入刑讯范围也是恰当的。     

谨防党政干部以知识分子身份当选人大代表

代表“失真”的问题由来已久.过来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企业老总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份当选代表的现象并不鲜见.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县级的书记、县长,在省地级市人大代表中,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可以作为农民统计,从而造成代表结构失衡、代表身份“失真”,以致真正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而各级各类官员、国有私营企业老板居多,理应成为普罗大众民主盛宴的人代会,却成了权贵的政治狂欢.     

“身份置换金”诉争困境

国有企业职工因为改制而改变原国有身份该不该得到经济补偿？原国有企业职工因为改制而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该不该得到经济补偿？用于职工身份置换的经济补偿金被改制后的非国有企业使用是有偿还是无偿？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了陈铁山等人10年。     

传媒与公民身份建构略论

姚劲松在《江淮论坛》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塑造现代社会自觉公民，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新闻传媒作为象征性社会情境的主要构筑者，为现代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框架，可在培育公民权利意识、建构公民身份认同、培养公民参与能力中发挥积极效用。     

茄子茎腐病和菌核病的识别与防治

保护地栽培的茄子常见病害有菌核病和茎腐病，而且都易见于苗期开始危害茄子的茎基部，出现茎基部的变褐腐烂，这两种病出现后，容易造成混淆，只有认真辨别，对症施药才能收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规避执行法律识别机制的探索与构建——以类型化模式分析为基础

建立可操作的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是目前突破执行规避、破解执行僵局的首要任务。类型化模式是分析建立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的有效路径,规避执行可以分为主体规避、财产规避、滥用法定程序规避、其他规避等四种类型。在类型化模式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并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是破解规避执行行为的理想方式。     

运用系统论方法 构建铁路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安全风险管理是系统性工程,从"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思路出发,加强对安全风险的全面分析、科学研判,制定有效控制措施,构建安全风险管控体系,通过管理使人、机、环境和谐运作,最终实现减少或消除安全风险的目标。铁路的系统环境、系统结构和系统行为之间存在固有的关系及规律,系统科学的思想、技术和方法在铁路推行的安全风险管理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公共空间的争夺——欧洲穆斯林社群与当地主流社群冲突的再解读

近年来在欧洲不断发生的穆斯林社群与欧洲本土主流社群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双方对公共空间的争夺战,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的归属。这种争夺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痛苦的历史记忆与负面的现实认知的双重发酵形成缺乏信任的社会观念结构;其次,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与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存在的冲突使公共政策不能很好地平衡双方利益;最后,欧洲公民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还应该融合文化与价值理念,而欧洲穆斯林的这种双重身份并没有得到欧洲主流群体足够的理解和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应立足于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分配、对公共政策失衡的审视及对公民身份的重新定义和建构,这也是欧洲主流群体与欧洲穆斯林群体和解和合作的关键。     

对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的探析与思考

中国自19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但就身处于西南边陲的贵州省而言,虽然也在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中努力探索并奋斗了60多年,但仍旧有数十万人的未识别民族存在,这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因此,对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的探析与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